第二轮杀人结束后，主祭者又向尸体抛撒了一层朱砂粉，再撒一 层小卵石，大小介于豌豆和核桃之间，平均厚1厘米多，然后再把31 件陶器送到坑内打碎——每件陶器的碎片分布很集中，不像是打碎后 扔下去的。有些陶罐的内壁沾着粟米颗粒，有些表面还涂了朱砂。坑 底堆积着很多死尸，已经不平整，坑内的作业者还特意把陶器放在较 低洼的地方打碎，以使坑底相对平坦，然后再填入一层灰黄色土，厚 约三五十厘米，混杂少量炭灰颗粒和红烧土颗粒，说明地面上正在烧 火，可能是烧烤祭品，包括没有扔进坑内的躯体。和第一轮相比，第<br />
后冈h10第一层平面图<br />
二轮死者的躯体保全的相对多一些。<br />
然后是第三轮杀人。这次杀了 24人，全躯的尸骨15具，单独的 人头7枚，无头的躯体2具，其中鉴定出青年男子6人、壮年男子3 人和儿童4人。这时，坑已经被填满了一半，仅剩深度约1.5米，所 以有些人可能是在坑内被处死的。比如，3号，四十岁左右，男子， 背靠坑壁蹲坐，两手掩面，胸前有一串海贝，13枚，可能是被割喉或 重击头部致死；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上半身趴在一只铜鼎（戍嗣子 鼎）上，右手抓住鼎的口沿；11号，十六七岁，少男，双手掩面俯卧， 腰部压着一件铜肆；8号，不明性别年龄，双手掩面，身体被肢解。<br />
这一层携带海贝的死者更多。16号，左手腕挂一串，腰间挂两串， 共100多枚；18号，十六七岁，少男，臀部有一麻布袋，里面装海 贝300枚以上；17号，十八九岁，少男，只剩一颗头骨，口中含三枚贝。 上古埋葬的死者往往口中含贝，大多是入殓时后人放入让死者带去彼 岸世界的，但17号很可能是自己含进去的，看来杀人者并不在意他 们的钱财，他只能照顾好自己的往生。这一层中还有好几处小堆的海 贝，大都已经分不清主人。<br />
所有的青铜器都在这一层。礼器有铜鼎、铜瞿、铜爵各一件，兵 器有铜戈两件、铜刀一件、铜镶一枚，不知名的小铜饰物一件。铜鼎 上的铭文显示，它的主人名为“戍嗣子”。<br />
这时已经是献祭仪式的尾声，估计坑内作业人员有些懈怠了，所 以这一层中有两人是仰面姿势，其中15号下颌被砍落，前额上有明 显的刀砍痕迹，应当是仰面躺倒后，被连砍数刀。8<br />
这层几乎所有的尸骨都被染成了红色，应该是第三轮杀人结束之 后，主祭者向尸体上抛撒了较多的朱砂粉。坑内还有大量成捆的丝线、 麻线、丝绸和麻布，以及一堆粟米，都被放在人头和尸身之间空出来 的位置上。然后填土。这次填入的是掺杂大量炭灰、木炭块的灰色土， 有的炭块直径10厘米，长4厘米，明显是烧过的树枝。填土中还混 杂着大量烧过的骨头（报告没提及是人骨还是兽骨）和贝壳。这层灰 土厚35—60厘米，应当是祭祀结束后的柴灰和垃圾。<br />
在填入这层炭灰土的同时，主祭者杀掉了最后一个人：侧身蜷缩 在坑东壁，身上撒了大量朱砂，尸骨被严重腐蚀，已无法分辨性别 和年龄；身旁有一只陶鬲，似乎是随葬品。郭沫若推测，此人就是 墓主、青铜器的主人“戍嗣子”，因为只有他被单独埋在最上面。但 问题是，他的身边只有一只陶鬲，没有任何高价值随葬品，所以还无 法完全确定。<br />
杀祭全部结束后，是最后的填埋工作。在炭灰土层的上面，是 90厘米厚的块状红烧土层，夹杂少量陶器碎片，直到把坑填满。这 些烧土块应当也是烧烤祭祀的产物。<br />
以上就是这场杀人祭祀的过程。可以判断，这不是简单的屠杀。 主祭者准备充分，从祭祀坑的挖掘和修整，到每一个杀祭步骤，比如 尸身摆放、撒朱砂、填土、打碎陶器、摆放各种祭品，都执行得有条 不紊。而且，地面上还在同步举办包含烧烤祭品在内的献祭仪式。这 些都说明当时的人对举办此类祭祀活动已经很熟悉，有一套相对固定 的操作流程。<br />
发掘报告认为，死者都是奴隶。但从物品看，每层中都有人携带 货贝（甚至成串的或是用麻布袋装的大量贝）或佩戴玉饰，应该是他 们给自己准备的“随葬品”，显然，这种富裕程度不可能是奴隶。值 得注意的是，杀人者并不觊觎死者的财物，大量作为钱币的货贝和高 价值的青铜器被埋葬在了祭祀坑中。在殷墟的众多人祭坑中，这非常 少见。9<br />
最上一层死者的身份最高，有一件象牙棒和五件象牙做的笄，更 重要的，当然是贵重的青铜礼器和兵器，其中，铜鼎、铜肇、铜爵各一件， 最大的是“戍嗣子鼎”，高近半米，重达21公斤多，底部有烟灰层， 说明主人经常用它烹煮饭食。出土时，鼎口部有丝织物残留，大概是 被丝绸裹着带进坑内的。<br />
鼎内有较长的铭文，共三行，30字，记载的是某年九月的丙午 这天，商王在一座大宫殿里赏赐戍嗣子货贝二十朋，为了纪念这荣宠， 戍嗣子铸了这件祭祀父亲的鼎。<br />
戍嗣子鼎及铭文拓本："丙午，王赏戍嗣子贝廿朋， 在原金。用作父癸宝鼎。唯王筑嬴大室，在九月。犬鱼。”<br />
铭末“犬鱼”是由两个甲骨文象形字组成的族徽，主人自称“戍 嗣子”，戍是他的名，嗣子可能代表他是本氏族的嫡传族长。<br />
“犬鱼”的族徽在商代铜器里不太多见，甲骨卜辞里也没出现过， 说明该族不是很显赫，被王召见一次已经足够荣幸，所以要专门铸 一只大鼎来纪念。铜器的形制和铭文风格属于殷商末期，商朝灭亡 的前夕。<br />
朋，甲骨文作儿像一个人提着两串钱。王国维《说珏朋》云：“古 制贝玉皆五枚为一系，二系一朋。”也就是说，一串五枚，两串十枚， 十枚是为一朋。《合集》40073曰：“易（赐）贝二朋。”这说明在商 代二朋就很拿得出手。口按照1975年陕西出土的西周中期裘卫盆铭 文记载：“矩白庶人取堇章于裘卫。才八十朋。厥贾其舍田十田。矩 或取赤虎两。鹿口两。口翰一。才廿朋。其舍田三田。”“按周制， 百亩（约合今31.2亩）为一田，二十朋抵三田（约合今93.6亩）o<br />
后冈h10被全面发掘后，祭祀坊特征得到公认，学界多已不再 把它看作墓葬，但还是有些难以解释的现象:其一，人牲用了较多“随 葬品”，如铜器、海贝、丝麻织物和粮食，而这在商代人祭坑中很少见到。 其二，随葬的货贝、青铜器和玉饰像是属于死者的财物，玉饰戴在死 者身上，货贝由死者成串或成袋携带，铜鼎和铜界也是压在死者身下， 而能拥有这些青铜礼器的，只能是商人贵族戍嗣子家族。<br />
从上述特点看，郭沫若1961年的“墓主是贵族”的判断仍有可 成立之处：后冈h10虽然是一座祭祀坑，但使用的人牲与众不同， 并不是常见的战俘和奴隶，而是中级贵族戍嗣子家族的成员。所以， 主祭者破例给了很多优待，比如，允许死者随身携带一些随葬品， 往尸体上撒朱砂粉（夏商时代贵族的墓葬往往会撒朱砂），但在实际 执行中，这些优待又落实得颇为草率，很多都是身首分离，尸身可能 被献祭和烹煮分食。<br />
如果被献祭者是“戍嗣子”家族，那操办此次杀祭的就不大可能 是其他贵族，因为哪怕是高级贵族，也没有把下级贵族满门诛杀献祭 的权力。这只能来自王权。<br />
又有两种可能。一是灭商后，周人对特定的商人贵族的杀戮。周 人曾两次攻克殷都，第一次是武王灭商，第二次是周公平息叛乱，且 不管是哪一次，这种可能性都不大，因为周人并不尊重商人的祭祀伦 理，不会允许把高价值的货贝和青铜器带进祭祀坑，更不会如此认真 细致地执行杀祭全过程。<br />
二是商纣王授意的杀戮和祭祀。《史记》等史书记载，纣王曾经 处死九侯、鄂侯、比干等商人贵族。按照商人的世界观，商王杀人和 向神献祭几乎是一回事，特别是处死显贵成员，更是向诸神奉献高级 祭品的难得的机会。<br />
由此观之，后冈祭祀坑中的戍嗣子一家人可能也是被纣王杀戮献 祭的。杀祭地点在戍嗣子的家宅或附近，操办和参加祭礼的是商朝贵 族，给了死者一点宽待，但仍按照惯例烹食了很多被献祭的人，尤其 是婴儿和幼儿。<br />
对家族中不同地位的成员，杀戮手段也不一样。最下面一层，拥 有的货贝和玉器最少，应该地位较低,有较多儿童和婴儿，主要被分尸、 肢解甚至烹食。到中层，多数被砍头，但还能保留相对的全尸。最上 面一层，有些（守着铜鼎、铜肆的成员）甚至没有被砍头或以手掩面, 应当是受到特殊礼遇的贵族。戍嗣子本人应该就在这层，比如那位以 手掩面的四十岁男子（3号）。看来，越是身份高贵的成员，越是被 留到后面处死。<br />
郭沫若认为最重要的死者是戍嗣子及其“或因罪而死”的结论, 应该是成立的。戍嗣子本是一名级别不太高的贵族，因为某些机缘巧 合被纣王接见，甚至可能一度受到信任，却又因某些原因触怒纣王, 结果整个家族被献祭一一用来纪念受王接见的铜鼎被带入祭祀坑，也 算完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轮回。<br />
在《史记》等史书中，商纣王残暴，喜杀戮，曾诛杀多名贵族大 臣。后冈h10祭祀坑不仅印证了传世文献的记载，而且还有很强的宗 教色彩——按照商人传统的宗教理念，献祭人牲的身份越高，就越能 取悦先王诸神。历代商王都谋求捕猎异族酋长“方伯”献祭，纣王则 把商人贵族也列入了献祭名单。<br />
纣王以暴君形象载入史册，但史书从未记录过其类似h10祭祀 坑的残忍行径，哪怕是演义小说《封神榜》也无法想象这种情节。这 也说明，周朝以后的人已经忘记了商朝的人祭风俗，倘若没有考古发 现，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触及上古时代的这种残酷。<br />
打捞失落的文明<br />
人祭的理念从何而来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人祭宗教属于渺茫的、 缺乏文献的远古时代，甚至大部分属于史前时代，后人早已对那个时 代失忆，史书更没有保存下什么记录。<br />
但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，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（约 6000年前），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某些人群已经有疑似的、零星的人祭 行为，后来则逐渐常见。它应该是早期人群的集体宗教行为，而且和 部落间的战争密切相关。<br />
4000余年前，若干地区的新石器人群开始汇聚成早期国家，山 西陶寺和清凉寺以及陕西石窕等聚落遗址的人祭（人殉）规模逐渐变 大，一直延续到夏朝-二里头古国。商朝建立后，人祭行为出现爆发 式增长，到殷墟阶段（约公元前1300—前1046）登峰造极，不仅留 下大量堆满尸骨的人祭坑，还有数千条甲骨卜辞记录。<br />
比如，《合集》32093 :“卯三羌二牛。卯五羌三牛“卯”是把 人或牲畜对半剖开、悬挂的祭祀方式；“羌”是当时的晋陕土著人群,<br />
《合集》32093拓片13<br />
商王祭祀最常使用羌人。“羌”的甲骨文造型是头顶羊角的人，有时 还写成脖子被捆绑甚至拴在木桩上，表示他们已经被俘获。<br />
人祭在商人生活中占多大比重？从参与范围来说，已发现的多数 人祭遗址属于王室，说明它是商朝一种重要的国家宗教祀典。商代人 祭又具有全民性，各级贵族以及有经济承受能力的民众也举行人祭， 比如，从事制陶和冶铜的工匠群体尤其热衷。从殷都各聚落到遥远的 殖民据点，各地的商人部族留下了众多人祭遗存。<br />
还可以尝试对其量化，估算一下被献祭人牲占殷墟总人口的比例。 截至目前，殷墟王陵区发现2000余座历代商王奉献的祭祀坑，已经 发掘约1400座。14 20世纪的发掘工作大都比较粗线条，人骨统计 不太完整，根据2013年对旧坑的抽样核对，每座坑内有十名人 牲。保守起见，即使按平均每座坑埋有五人计，人牲数量也会超 过一万名。16而这还只是王陵区批量祭祀坑中的人牲，王陵中的殉葬 人、王宫区的各种人牲以及殷都各商人聚落的人牲和殉葬人等，因材 料分散暂不列入统计。<br />
先看这一万余名人牲在殷都总人口中的比例。祭祀坑的使用时间 跨度约两百年，在这段时间，殷都累计总人口约一百万。”这样比较， 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100： 1。但需要注意，考古已发现的人祭坑 并不等于真实存在过的数量，被后世破坏以及尚未发现的规模无法估 量。所以，我们可以换个方式，用它和殷墟已发现的正常死者（墓葬） 数量作对比。<br />
在殷墟范围内，已发现的正常墓葬约6500座，"代表正常死亡 的6500人，那么，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65 ： 100,也就是说，在 65名自由人背后，有100名被杀祭的人牲。当然，100 ： 1和65 ： 100 代表的是两个极端，真实数值应当在这两者之间。毕竟，那是个后世 人难以想象和复原的时代，但即便这样粗略的估测也已经让人心悸。<br />
我们再把视野放宽一点，看看人祭在其他古代人群中的迹象。<br />
很多古人类都有留下用人献祭的疑似迹象，但大都很零散，难以 完全确定，2。只在一些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会留下比较清晰的现场。 比如，希腊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克里特岛发掘出约3600年前的一座石 砌神殿，里面保留了正在进行人祭的一幕：低矮的祭坛上侧卧着一具 人骨,是名十八九岁的男性，身高1.68米，呈被捆绑的侧身、屈膝姿势, 一把青铜尖刀长约半米，刀尖向上刺入死者胸部。尸骨鉴定显示，死 者的喉咙已被割开，旁边放着的是一个接血的陶罐。殿内还有三具人 骨，其中一名男子三十七八岁，身高l83米，手腕戴精致的石雕印章, 还有一枚铁镶银戒指，估计是主持这场仪式的祭司。可能是因一场突 如其来的大地震，神殿被毁，祭司和人牲被掩埋在了碎石之中。<br />
另外，克里特岛的一座米诺斯文明晚期建筑出土有300多块人骨, 属于一名八岁和一名十一岁的儿童：27块骨头上有着清晰且很深的 刀痕;一起出土的还有带刀痕的羊骨，多件陶器，有些陶杯上绘着神像, 其中一只陶罐里有贝壳、指骨和带刀痕的椎骨。发掘者推测，这是烹 饪献祭后吃剩的骨头。21<br />
除了考古，有些文献中也有古代人祭的遗踪。比如《圣经o旧约》 中就有用长子献祭的记载，虽然这种行为在《旧约》时代已经基本消亡， 但它反映了中东地区的古老风习。<br />
唐代的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期间，曾被乘船的土著俘获，土著每 年秋天要捕捉一人杀祭“突伽天神”，而玄奘是这次最合适的人选； 不过，玄奘靠他的诵经和传法能力逃脱了这次劫难。他口述的这段遭 遇颇为生动，可能是后世妖魔想吃“唐僧肉”故事的母题：<br />
于林中两岸各有十余船贼，鼓棹迎流，一时而出。船中惊扰， 投河者数人，贼遂拥船向岸，令诸人解脱衣服，搜求珍宝。然彼 群贼素事突伽天神，每于秋中觅一人质状端美，杀取肉血用以祠 之，以祈嘉福。见法师仪容伟丽，体骨当之，相顾而喜曰：“我 等祭神时欲将过，不能得人，今此沙门形貌淑美，杀用祠之，岂 非吉也！”……于是贼帅遣人取水，于华林中治地设坛,和泥涂扫， 令两人拔刀牵法师上坛，欲即挥刃。（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三）<br />
西班牙人殖民美洲时，阿兹特克的人祭宗教正处在繁荣阶段。阿 兹特克人主要是捕捉敌人敬献给神，献祭者也常分食人牲的肉，有些 西班牙军人被俘之后的下场就是如此——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给后世 留下了诸多第一手记录。22<br />
殷商的人祭则有甲骨卜辞的记录和考古发掘的祭祀遗迹，这可以 帮助学者识别更早的人祭现象，比如，从新石器到夏和早商阶段，人 祭遗存星星点点，规模都不太大，倘若没有殷商阶段的参照，很多会 被当成特殊形式的墓葬。<br />
同理，借助阿兹特克的人祭记录，可以识别中美洲更古老的玛雅 文明中的人祭现象，虽然规模要比阿兹特克小得多。曾有人怀疑玛雅、 阿兹特克文化和殷商同源，但这种可能性不大，因为它们的人祭形式 大不一样。阿兹特克人祭的仪式感和表演性很强，有高大的石砌金字 塔神庙，献祭仪式在金字塔顶端进行，尸体从台阶上扔下，由观众争 夺分食。此外，玛雅和阿兹特克还留下了一些关于人祭的雕塑、浮雕 和绘画。相比之下，从新石器到殷商，中国境内从未发现用于人祭的 景观建筑。殷商人祭只有甲骨卜辞记载，从未有雕像、铸造、绘画等 艺术表现。殷商和阿兹特克、玛雅共有的文化基因并不多。<br />
古罗马的角斗士产业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4世纪，它也有 一点人祭宗教的渊源，但已经发展成世俗的大众娱乐产业，集表演、 展示和景观建筑于一身，是人类文明旁逸斜出的一种现象。<br />
中国古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实用和低成本，不重视公共参与性。商 王向鬼神献祭的宗教活动也是如此。当然，商人各聚落都有自己的人 祭活动，可以满足民众的参与需求，但这些基层人祭场也没有发现用 于人祭的景观建筑。<br />
历史上，不同文明的刑罚示众活动也有这种区别。欧洲的十字架 和绞刑架富有展示和仪式性，受刑者位于高处，便于被围观；古代中 国有公开斩首示众的司法传统，但没有用于展示的相关建筑设施。<br />
以上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，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。罗马 人后来皈依了基督教，传统的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 所取代，殷商则与之不同：周灭商后，人祭被周人消除，但周人并未 开创一种新的宗教，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，与极端宗教行为 保持距离，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，所谓“敬鬼神而远之”。这奠定 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。<br />
人祭场之外<br />
周灭商和西周王朝建立之后，人祭现象迅速退场，并从人们的记 忆和文字记录中彻底消失。本书在搜索上古文献的人祭线索时发现, 几乎唯一正面记载过商代人祭现场的，是周文王创作的《易经》，也 就是所谓六十四卦的卦爻辞。<br />
文王周昌曾经在殷都生活，亲历过商王和商人民间的各种人祭 仪式——这些都被他写进了《易经》，不仅有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种 种惨状，甚至有祭司穿着红色祭服的细节。不过，由于某些特殊的 考虑，文王保留的记录非常含糊，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 解读出一部分。<br />
当然，在《易经》中，文王最关心的课题是如何灭商。但这是 极度危险的，绝对不能言明。《易经》的《坤》卦六三爻曰：“含章可贞。或从王事，无成有终。”据文史大家高亨先生考证，“含章” 就是“翦商”二字，所以“含章可贞”的意思是：“翦商之事，可以 通过占卜（贞）来预测。心3故而，《易经》的内容多是文王的翦商谋略， 也正因此，这部分内容最为隐晦。<br />
从龙山时代、夏代（洛阳二里头古城）到商代，是华夏文明的最 初阶段，可以称之为“华夏旧文明”。在周族崛起并灭商后，周公旦 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，并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，进而 开创了和平、宽容的“华夏新文明”，一直延续至今。<br />
最早对殷商这段尘封的往事进行追索考证的并非现代人，而是 殷商后裔、儒家“六经”的编辑者孔子。孔子离纣王和周公的时代仅 五百年，他编辑的“六经”保存了一些真相,但也有意地掩盖了另一些。 本书认为，这是孔子在探究到真实历史之后做出的决定，他要继续周 公的事业，重塑华夏文明。<br />
根据本书正文所述，人祭行为在华夏文明的起源阶段非常活跃, 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：当先民从部落时代走向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， 战争和人祭是不是“必要的恶”？没有它们，是否人类就无法进入文 明时代？<br />
在研究殷商的人祭甲骨卜辞时，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o谢拉赫 (gideon shelach)曾经试图总结人祭繁荣的必要条件。他认为，当早 期人类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化，开始形成王权和统治阶层，但统 治体系尚未完全成形和稳固时，统治者需要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 持其权力，这就是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产生的基础。这个阶段， 吉迪称之为“早期国家”或“复杂酋邦”。<br />
当然，殷商时代已经超越了 “早期国家”，王权相当稳固，人祭 数量也极高，所以吉迪补充说，一旦人祭体制化，统治者将不得不长 期维持战争行动，以保证人牲的来源，这也是殷商一直努力捕捉羌人 献祭的原因。24吉迪的论文并不涉及“早期国家”阶段，所以他的结 论有些简单化，本书将在“人祭繁荣与宗教改革运动” 一章对此进行 分析。<br />
人祭只是本书的部分内容，华夏文明初创期有很多重大现象需要 关注，比如，兴起于河南洛阳的二里头-夏王朝，其农业基础并不是 华北传统的旱作粟米，而是源自长江流域的水稻，显然，南方灌溉农 业对中原文明有重要意义。换句话说，南方的水田灌溉农业虽然没能 在本地生发出文明，却引发了华北的文明进程。<br />
四千年前，华北地区的小型古国此起彼伏，但只有二里头成长为 早期王朝。二里头一夏的政治疆域虽不大，也不以扩张见长，却偏偏 是它初步解决了在国家内部实现稳定统治的难题，而这很可能源于青 铜技术提供的支撑。<br />
商与夏则完全不同。从建立初期，商就进入疯狂扩张模式，促发 了很多超出我们认知的现象，比如，早商时代就出现了巨型仓储设施， 其规模到殷墟、西周乃至春秋都无法超越。可以说，其超前“现代化” 的程度足以比肩秦汉。<br />
再比如，商人并非一直沉溺于人祭，商王室内部曾经有过不杀生 的宗教改革，但此举引发了激烈的内战，致使商朝中期一度陷于解体, 尔后又再度复兴。这其中，从异文化引进的马车技术成为广域王朝的 统治基础。商人崇尚暴力和威权，这种文化性格在甲骨文字中有诸多 反映，只不过在现代汉字中多数已被遗忘。<br />
目前，借助考古认识上古社会的工作只是刚刚起步，还难以给那 个茫昧幽远的时代归纳出简洁的“规律”。不仅如此，商纣王、文王周昌、 武王周发、周公，甚至孔子，这些史书中的名人以及那些我们曾以为 熟悉的先祖往事，有些也在考古发掘中变得越来越陌生，越来越难以 理解。<br />
也许，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。考古，就犹如一面 深埋地下的镜子，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。<br />
附录：上古人祭行为的分类<br />
考古现场会发现各种非自然死亡（他杀）的尸骨，但不一定都属 于人祭。<br />
广义的人祭，可以界定为出于宗教理念而杀人奉献给神灵的行为。 这里的神灵包含上帝（帝和上帝在商人甲骨文中多次出现）、各种自 然神以及尊贵的死者亡灵。把人奉献给神灵的原理，可能是贡献食物， 也可能是贡献仆役或性奴等。在人祭遗迹中，这些不同的目的都有所 体现。<br />
人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：<br />
一，把人夯筑在地基内，用作建筑物的奠基，可称之为“人奠基”。 其原理可能是把人奉献给土地之神，用以交换神对建筑物的护佑，以 及通过施展巫术，被杀者可能也会变成守护建筑之鬼。<br />
二，把人作为食物或仆役献祭给神或祖先之灵，这是狭义的“人 祭”。<br />
三，把人作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内，可称之为“人殉”。其 原理可能是当时的人们认为尊贵的人在死后会变为神灵，所以在去往 神界的旅途中要给他（她）带上一些仆役和食物。<br />
注释<br />
1 黄展岳：《古代人牲人殉通论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75页。这三座<br />
多人祭祀坑分别是后冈h10、大司空村祭祀坑和小屯南地h33,其中，后 冈h10和大司空村祭祀坑属于殷墟末期，小屯南地h33祭祀坑的时期则不 详。相关发掘报告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《殷墟发掘报告（1958-1961 ）》, 文物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265页;安阳市博物馆《安阳大司空村殷代杀祭坑》， 《考古》1978年第1期；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《1973年小屯南地 发掘报告》，《考古学集刊》（第9集 ），科学出版社，1995年。<br />
2 郭沫若：《安阳圆坑墓中鼎铭考释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60年第1期。<br />
3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：《1958—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》，《考古》<br />
1961年第2期。<br />
4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：《殷墟发掘报告（1958-1961 ）》，第279页。以下关于 h10祭祀坑的基本内容主要见于该书，不再详注。<br />
5 在考古发掘报告中，“h”是“灰坑”的简称，灰坑多数是古人的垃圾坑，但<br />
也可能是储物窖穴、祭祀坑等，因为在发掘坑的表面时，考古工作者还不容 易了解坑的具体性质，一般要发掘到底部才能判断坑的具体用途，所以多笼 统命名为“灰坑”并编号，但最初赋予的编号一般不再修改。类似的简称， 还有房子（f）、墓葬（m）和井（j）等。<br />
6 贝，甲骨文作c9,见《合集》11423正。《尚书o盘庚》：“兹予有乱政同位， 具乃贝玉。”孔颖达疏：“贝者，水虫。古人取其甲以为货，如今之用钱然 贝壳作钱已是习惯，东周以后，贝币才逐渐被各种金属货币取代，云南一些 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沿用贝币直到明代。<br />
7 杜金鹏：《安阳后冈殷代圆形葬坑及其相关问题》，《考古》2007年第6期。<br />
后冈h10平面图出自该文，不再详注。<br />
8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：《1958—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》。<br />
在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坑中曾发现埋入铜器的，比如1976年发掘的m229,里 面有大小两件铜鼎和两件陶器，还有一名被绑腿活埋的儿童。但这种祭祀坑 数量很少，多数都是埋人牲。参见安阳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、中国社科 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《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》，《考古》1977年第1期。 https ://thepaper. cn/newsdetail_forward_l 0696914.<br />
当然，通货膨胀是必然的。到西周，据何尊记载，周成王有一次赏赐一位叫 何的臣下三十朋：“何易（赐）贝卅朋。”（《集成》6014 ）至春秋时期，《诗经o小 雅菁菁者莪》曰：“既见君子，锡（赐）我百朋。”貌似已经动辄百朋了。 裘卫孟（西周中期），《集成》8456。<br />
郭沫若：《甲骨文合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32093条，以下简称《合集》。 商代甲骨卜辞中的“羌「 主要是山西、陕西地区的土著居民，这些人在周 代逐渐汇聚成为华夏族。在后世的汉语中，“羌”字又演变成汉人对位居西 方的少数族群的称谓，这和商代的“羌”已经不是同一种人。参见童恩正《谈 甲骨文“羌”字并略论殷代的人祭制度》，《四川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 1980年第3期；王平、顾彬《甲骨文与殷商人祭》，大象出版社，2007年， 第87页。<br />
陈志达：《殷墟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19页。1934—1935年，在王 陵区发掘祭祀坑1221座，是对祭祀坑发掘最集中的一次，但由于后来的战 争和动荡，这批发掘成果未能出版报告，所以详情不得而知。<br />
唐际根、汤毓赞：《再论殷墟人祭坑与甲骨文中羌祭卜辞的相关性》，《中原 文物》2014年第3期。<br />
李峰对王陵区祭祀坑中人牲的估测数字是三万：“至少有三万个人以这种方 式在王陵区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中被杀死j参见李峰《早期中国社会和文 化史概论》，刘晓霞译，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，2020年，第92页。<br />
考古人将二百多年跨度的殷墟分为四期，据宋镇豪估算的四期的人口规模分 别是：一期不详，二期7万人，三期12万人，四期14.6万人。本书以此为 基础推测，在王陵区投入使用的二百年里，殷墟生活过的人口总量约一百万 人。参见宋镇豪《商代史论纲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36页。 2022年1月18日，“文博中国”在线发布《殷墟商王陵区新发现2个围沟、 400余座祭祀坑》:此次新发现祭祀坑460座以上，多数用洛阳铲探出人骨骼， 还有一座长28米、宽6米的长方形大坑。这些坑目前尚未正式发掘。<br />
关于殷墟已发现的商墓总数，两部出版时间相近的专著得出的数字稍有差 距：宋镇豪的《商代史论纲》估计总数约8500座；陈志达的《殷墟》则估 计约4400座，还有2000多座尚未整理的不包括在内。如果《殷墟》中已整 理和未整理的两者相加，和《商代史论纲》的估计尚有2000座左右的差距。 究其原因，应当是《殷墟》只统计“长方形竖穴墓”，即正式埋葬的成人墓， 没有包括祭祀坑和灰坑葬（抛尸乱葬）；《商代史论纲》是在“人口” 一章讨 论墓地总数，意味着它把包含所有（成年）人口的埋葬形式都统计了进来， 多出的这2000多座，正是当时所知王陵区祭祀坑的总数。所以，如果统计 殷墟范围正常埋葬（而非被杀祭）的成年人数量，应以陈志达《殷墟》的数 字为准，可暂定为6500人左右。参见宋镇豪《商代史论纲》，第136页；陈 志达《殷墟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06页。<br />
20 ［英］史蒂文o米森：《史前人类简史》，王晨译，北京日报出版社，2021年。<br />
21 ［美］戴尔布朗主编：《爱琴海沿岸的奇异王国》，李旭影译，华夏出版社， 2002 年，第 94、98 页。<br />
22 ［西班牙］贝尔纳尔迪亚斯o德尔o卡斯蒂略：《征服新西班牙信史》，江禾、 林光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91年。<br />
23高亨释为：“乃武王克商之兆，所占之事，自为可行，故曰含章可贞。”参见 高亨《周易古经今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167页。高亨认为，这是周 武王姬发灭商时的占卜辞。其实，它很可能在周文王时期就已经有了，是对 未来之事的占算。
后冈h10第一层平面图<br />
二轮死者的躯体保全的相对多一些。<br />
然后是第三轮杀人。这次杀了 24人，全躯的尸骨15具，单独的 人头7枚，无头的躯体2具，其中鉴定出青年男子6人、壮年男子3 人和儿童4人。这时，坑已经被填满了一半，仅剩深度约1.5米，所 以有些人可能是在坑内被处死的。比如，3号，四十岁左右，男子， 背靠坑壁蹲坐，两手掩面，胸前有一串海贝，13枚，可能是被割喉或 重击头部致死；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上半身趴在一只铜鼎（戍嗣子 鼎）上，右手抓住鼎的口沿；11号，十六七岁，少男，双手掩面俯卧， 腰部压着一件铜肆；8号，不明性别年龄，双手掩面，身体被肢解。<br />
这一层携带海贝的死者更多。16号，左手腕挂一串，腰间挂两串， 共100多枚；18号，十六七岁，少男，臀部有一麻布袋，里面装海 贝300枚以上；17号，十八九岁，少男，只剩一颗头骨，口中含三枚贝。 上古埋葬的死者往往口中含贝，大多是入殓时后人放入让死者带去彼 岸世界的，但17号很可能是自己含进去的，看来杀人者并不在意他 们的钱财，他只能照顾好自己的往生。这一层中还有好几处小堆的海 贝，大都已经分不清主人。<br />
所有的青铜器都在这一层。礼器有铜鼎、铜瞿、铜爵各一件，兵 器有铜戈两件、铜刀一件、铜镶一枚，不知名的小铜饰物一件。铜鼎 上的铭文显示，它的主人名为“戍嗣子”。<br />
这时已经是献祭仪式的尾声，估计坑内作业人员有些懈怠了，所 以这一层中有两人是仰面姿势，其中15号下颌被砍落，前额上有明 显的刀砍痕迹，应当是仰面躺倒后，被连砍数刀。8<br />
这层几乎所有的尸骨都被染成了红色，应该是第三轮杀人结束之 后，主祭者向尸体上抛撒了较多的朱砂粉。坑内还有大量成捆的丝线、 麻线、丝绸和麻布，以及一堆粟米，都被放在人头和尸身之间空出来 的位置上。然后填土。这次填入的是掺杂大量炭灰、木炭块的灰色土， 有的炭块直径10厘米，长4厘米，明显是烧过的树枝。填土中还混 杂着大量烧过的骨头（报告没提及是人骨还是兽骨）和贝壳。这层灰 土厚35—60厘米，应当是祭祀结束后的柴灰和垃圾。<br />
在填入这层炭灰土的同时，主祭者杀掉了最后一个人：侧身蜷缩 在坑东壁，身上撒了大量朱砂，尸骨被严重腐蚀，已无法分辨性别 和年龄；身旁有一只陶鬲，似乎是随葬品。郭沫若推测，此人就是 墓主、青铜器的主人“戍嗣子”，因为只有他被单独埋在最上面。但 问题是，他的身边只有一只陶鬲，没有任何高价值随葬品，所以还无 法完全确定。<br />
杀祭全部结束后，是最后的填埋工作。在炭灰土层的上面，是 90厘米厚的块状红烧土层，夹杂少量陶器碎片，直到把坑填满。这 些烧土块应当也是烧烤祭祀的产物。<br />
以上就是这场杀人祭祀的过程。可以判断，这不是简单的屠杀。 主祭者准备充分，从祭祀坑的挖掘和修整，到每一个杀祭步骤，比如 尸身摆放、撒朱砂、填土、打碎陶器、摆放各种祭品，都执行得有条 不紊。而且，地面上还在同步举办包含烧烤祭品在内的献祭仪式。这 些都说明当时的人对举办此类祭祀活动已经很熟悉，有一套相对固定 的操作流程。<br />
发掘报告认为，死者都是奴隶。但从物品看，每层中都有人携带 货贝（甚至成串的或是用麻布袋装的大量贝）或佩戴玉饰，应该是他 们给自己准备的“随葬品”，显然，这种富裕程度不可能是奴隶。值 得注意的是，杀人者并不觊觎死者的财物，大量作为钱币的货贝和高 价值的青铜器被埋葬在了祭祀坑中。在殷墟的众多人祭坑中，这非常 少见。9<br />
最上一层死者的身份最高，有一件象牙棒和五件象牙做的笄，更 重要的，当然是贵重的青铜礼器和兵器，其中，铜鼎、铜肇、铜爵各一件， 最大的是“戍嗣子鼎”，高近半米，重达21公斤多，底部有烟灰层， 说明主人经常用它烹煮饭食。出土时，鼎口部有丝织物残留，大概是 被丝绸裹着带进坑内的。<br />
鼎内有较长的铭文，共三行，30字，记载的是某年九月的丙午 这天，商王在一座大宫殿里赏赐戍嗣子货贝二十朋，为了纪念这荣宠， 戍嗣子铸了这件祭祀父亲的鼎。<br />
戍嗣子鼎及铭文拓本："丙午，王赏戍嗣子贝廿朋， 在原金。用作父癸宝鼎。唯王筑嬴大室，在九月。犬鱼。”<br />
铭末“犬鱼”是由两个甲骨文象形字组成的族徽，主人自称“戍 嗣子”，戍是他的名，嗣子可能代表他是本氏族的嫡传族长。<br />
“犬鱼”的族徽在商代铜器里不太多见，甲骨卜辞里也没出现过， 说明该族不是很显赫，被王召见一次已经足够荣幸，所以要专门铸 一只大鼎来纪念。铜器的形制和铭文风格属于殷商末期，商朝灭亡 的前夕。<br />
朋，甲骨文作儿像一个人提着两串钱。王国维《说珏朋》云：“古 制贝玉皆五枚为一系，二系一朋。”也就是说，一串五枚，两串十枚， 十枚是为一朋。《合集》40073曰：“易（赐）贝二朋。”这说明在商 代二朋就很拿得出手。口按照1975年陕西出土的西周中期裘卫盆铭 文记载：“矩白庶人取堇章于裘卫。才八十朋。厥贾其舍田十田。矩 或取赤虎两。鹿口两。口翰一。才廿朋。其舍田三田。”“按周制， 百亩（约合今31.2亩）为一田，二十朋抵三田（约合今93.6亩）o<br />
后冈h10被全面发掘后，祭祀坊特征得到公认，学界多已不再 把它看作墓葬，但还是有些难以解释的现象:其一，人牲用了较多“随 葬品”，如铜器、海贝、丝麻织物和粮食，而这在商代人祭坑中很少见到。 其二，随葬的货贝、青铜器和玉饰像是属于死者的财物，玉饰戴在死 者身上，货贝由死者成串或成袋携带，铜鼎和铜界也是压在死者身下， 而能拥有这些青铜礼器的，只能是商人贵族戍嗣子家族。<br />
从上述特点看，郭沫若1961年的“墓主是贵族”的判断仍有可 成立之处：后冈h10虽然是一座祭祀坑，但使用的人牲与众不同， 并不是常见的战俘和奴隶，而是中级贵族戍嗣子家族的成员。所以， 主祭者破例给了很多优待，比如，允许死者随身携带一些随葬品， 往尸体上撒朱砂粉（夏商时代贵族的墓葬往往会撒朱砂），但在实际 执行中，这些优待又落实得颇为草率，很多都是身首分离，尸身可能 被献祭和烹煮分食。<br />
如果被献祭者是“戍嗣子”家族，那操办此次杀祭的就不大可能 是其他贵族，因为哪怕是高级贵族，也没有把下级贵族满门诛杀献祭 的权力。这只能来自王权。<br />
又有两种可能。一是灭商后，周人对特定的商人贵族的杀戮。周 人曾两次攻克殷都，第一次是武王灭商，第二次是周公平息叛乱，且 不管是哪一次，这种可能性都不大，因为周人并不尊重商人的祭祀伦 理，不会允许把高价值的货贝和青铜器带进祭祀坑，更不会如此认真 细致地执行杀祭全过程。<br />
二是商纣王授意的杀戮和祭祀。《史记》等史书记载，纣王曾经 处死九侯、鄂侯、比干等商人贵族。按照商人的世界观，商王杀人和 向神献祭几乎是一回事，特别是处死显贵成员，更是向诸神奉献高级 祭品的难得的机会。<br />
由此观之，后冈祭祀坑中的戍嗣子一家人可能也是被纣王杀戮献 祭的。杀祭地点在戍嗣子的家宅或附近，操办和参加祭礼的是商朝贵 族，给了死者一点宽待，但仍按照惯例烹食了很多被献祭的人，尤其 是婴儿和幼儿。<br />
对家族中不同地位的成员，杀戮手段也不一样。最下面一层，拥 有的货贝和玉器最少，应该地位较低,有较多儿童和婴儿，主要被分尸、 肢解甚至烹食。到中层，多数被砍头，但还能保留相对的全尸。最上 面一层，有些（守着铜鼎、铜肆的成员）甚至没有被砍头或以手掩面, 应当是受到特殊礼遇的贵族。戍嗣子本人应该就在这层，比如那位以 手掩面的四十岁男子（3号）。看来，越是身份高贵的成员，越是被 留到后面处死。<br />
郭沫若认为最重要的死者是戍嗣子及其“或因罪而死”的结论, 应该是成立的。戍嗣子本是一名级别不太高的贵族，因为某些机缘巧 合被纣王接见，甚至可能一度受到信任，却又因某些原因触怒纣王, 结果整个家族被献祭一一用来纪念受王接见的铜鼎被带入祭祀坑，也 算完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轮回。<br />
在《史记》等史书中，商纣王残暴，喜杀戮，曾诛杀多名贵族大 臣。后冈h10祭祀坑不仅印证了传世文献的记载，而且还有很强的宗 教色彩——按照商人传统的宗教理念，献祭人牲的身份越高，就越能 取悦先王诸神。历代商王都谋求捕猎异族酋长“方伯”献祭，纣王则 把商人贵族也列入了献祭名单。<br />
纣王以暴君形象载入史册，但史书从未记录过其类似h10祭祀 坑的残忍行径，哪怕是演义小说《封神榜》也无法想象这种情节。这 也说明，周朝以后的人已经忘记了商朝的人祭风俗，倘若没有考古发 现，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触及上古时代的这种残酷。<br />
打捞失落的文明<br />
人祭的理念从何而来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人祭宗教属于渺茫的、 缺乏文献的远古时代，甚至大部分属于史前时代，后人早已对那个时 代失忆，史书更没有保存下什么记录。<br />
但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，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（约 6000年前），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某些人群已经有疑似的、零星的人祭 行为，后来则逐渐常见。它应该是早期人群的集体宗教行为，而且和 部落间的战争密切相关。<br />
4000余年前，若干地区的新石器人群开始汇聚成早期国家，山 西陶寺和清凉寺以及陕西石窕等聚落遗址的人祭（人殉）规模逐渐变 大，一直延续到夏朝-二里头古国。商朝建立后，人祭行为出现爆发 式增长，到殷墟阶段（约公元前1300—前1046）登峰造极，不仅留 下大量堆满尸骨的人祭坑，还有数千条甲骨卜辞记录。<br />
比如，《合集》32093 :“卯三羌二牛。卯五羌三牛“卯”是把 人或牲畜对半剖开、悬挂的祭祀方式；“羌”是当时的晋陕土著人群,<br />
《合集》32093拓片13<br />
商王祭祀最常使用羌人。“羌”的甲骨文造型是头顶羊角的人，有时 还写成脖子被捆绑甚至拴在木桩上，表示他们已经被俘获。<br />
人祭在商人生活中占多大比重？从参与范围来说，已发现的多数 人祭遗址属于王室，说明它是商朝一种重要的国家宗教祀典。商代人 祭又具有全民性，各级贵族以及有经济承受能力的民众也举行人祭， 比如，从事制陶和冶铜的工匠群体尤其热衷。从殷都各聚落到遥远的 殖民据点，各地的商人部族留下了众多人祭遗存。<br />
还可以尝试对其量化，估算一下被献祭人牲占殷墟总人口的比例。 截至目前，殷墟王陵区发现2000余座历代商王奉献的祭祀坑，已经 发掘约1400座。14 20世纪的发掘工作大都比较粗线条，人骨统计 不太完整，根据2013年对旧坑的抽样核对，每座坑内有十名人 牲。保守起见，即使按平均每座坑埋有五人计，人牲数量也会超 过一万名。16而这还只是王陵区批量祭祀坑中的人牲，王陵中的殉葬 人、王宫区的各种人牲以及殷都各商人聚落的人牲和殉葬人等，因材 料分散暂不列入统计。<br />
先看这一万余名人牲在殷都总人口中的比例。祭祀坑的使用时间 跨度约两百年，在这段时间，殷都累计总人口约一百万。”这样比较， 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100： 1。但需要注意，考古已发现的人祭坑 并不等于真实存在过的数量，被后世破坏以及尚未发现的规模无法估 量。所以，我们可以换个方式，用它和殷墟已发现的正常死者（墓葬） 数量作对比。<br />
在殷墟范围内，已发现的正常墓葬约6500座，"代表正常死亡 的6500人，那么，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65 ： 100,也就是说，在 65名自由人背后，有100名被杀祭的人牲。当然，100 ： 1和65 ： 100 代表的是两个极端，真实数值应当在这两者之间。毕竟，那是个后世 人难以想象和复原的时代，但即便这样粗略的估测也已经让人心悸。<br />
我们再把视野放宽一点，看看人祭在其他古代人群中的迹象。<br />
很多古人类都有留下用人献祭的疑似迹象，但大都很零散，难以 完全确定，2。只在一些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会留下比较清晰的现场。 比如，希腊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克里特岛发掘出约3600年前的一座石 砌神殿，里面保留了正在进行人祭的一幕：低矮的祭坛上侧卧着一具 人骨,是名十八九岁的男性，身高1.68米，呈被捆绑的侧身、屈膝姿势, 一把青铜尖刀长约半米，刀尖向上刺入死者胸部。尸骨鉴定显示，死 者的喉咙已被割开，旁边放着的是一个接血的陶罐。殿内还有三具人 骨，其中一名男子三十七八岁，身高l83米，手腕戴精致的石雕印章, 还有一枚铁镶银戒指，估计是主持这场仪式的祭司。可能是因一场突 如其来的大地震，神殿被毁，祭司和人牲被掩埋在了碎石之中。<br />
另外，克里特岛的一座米诺斯文明晚期建筑出土有300多块人骨, 属于一名八岁和一名十一岁的儿童：27块骨头上有着清晰且很深的 刀痕;一起出土的还有带刀痕的羊骨，多件陶器，有些陶杯上绘着神像, 其中一只陶罐里有贝壳、指骨和带刀痕的椎骨。发掘者推测，这是烹 饪献祭后吃剩的骨头。21<br />
除了考古，有些文献中也有古代人祭的遗踪。比如《圣经o旧约》 中就有用长子献祭的记载，虽然这种行为在《旧约》时代已经基本消亡， 但它反映了中东地区的古老风习。<br />
唐代的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期间，曾被乘船的土著俘获，土著每 年秋天要捕捉一人杀祭“突伽天神”，而玄奘是这次最合适的人选； 不过，玄奘靠他的诵经和传法能力逃脱了这次劫难。他口述的这段遭 遇颇为生动，可能是后世妖魔想吃“唐僧肉”故事的母题：<br />
于林中两岸各有十余船贼，鼓棹迎流，一时而出。船中惊扰， 投河者数人，贼遂拥船向岸，令诸人解脱衣服，搜求珍宝。然彼 群贼素事突伽天神，每于秋中觅一人质状端美，杀取肉血用以祠 之，以祈嘉福。见法师仪容伟丽，体骨当之，相顾而喜曰：“我 等祭神时欲将过，不能得人，今此沙门形貌淑美，杀用祠之，岂 非吉也！”……于是贼帅遣人取水，于华林中治地设坛,和泥涂扫， 令两人拔刀牵法师上坛，欲即挥刃。（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三）<br />
西班牙人殖民美洲时，阿兹特克的人祭宗教正处在繁荣阶段。阿 兹特克人主要是捕捉敌人敬献给神，献祭者也常分食人牲的肉，有些 西班牙军人被俘之后的下场就是如此——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给后世 留下了诸多第一手记录。22<br />
殷商的人祭则有甲骨卜辞的记录和考古发掘的祭祀遗迹，这可以 帮助学者识别更早的人祭现象，比如，从新石器到夏和早商阶段，人 祭遗存星星点点，规模都不太大，倘若没有殷商阶段的参照，很多会 被当成特殊形式的墓葬。<br />
同理，借助阿兹特克的人祭记录，可以识别中美洲更古老的玛雅 文明中的人祭现象，虽然规模要比阿兹特克小得多。曾有人怀疑玛雅、 阿兹特克文化和殷商同源，但这种可能性不大，因为它们的人祭形式 大不一样。阿兹特克人祭的仪式感和表演性很强，有高大的石砌金字 塔神庙，献祭仪式在金字塔顶端进行，尸体从台阶上扔下，由观众争 夺分食。此外，玛雅和阿兹特克还留下了一些关于人祭的雕塑、浮雕 和绘画。相比之下，从新石器到殷商，中国境内从未发现用于人祭的 景观建筑。殷商人祭只有甲骨卜辞记载，从未有雕像、铸造、绘画等 艺术表现。殷商和阿兹特克、玛雅共有的文化基因并不多。<br />
古罗马的角斗士产业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4世纪，它也有 一点人祭宗教的渊源，但已经发展成世俗的大众娱乐产业，集表演、 展示和景观建筑于一身，是人类文明旁逸斜出的一种现象。<br />
中国古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实用和低成本，不重视公共参与性。商 王向鬼神献祭的宗教活动也是如此。当然，商人各聚落都有自己的人 祭活动，可以满足民众的参与需求，但这些基层人祭场也没有发现用 于人祭的景观建筑。<br />
历史上，不同文明的刑罚示众活动也有这种区别。欧洲的十字架 和绞刑架富有展示和仪式性，受刑者位于高处，便于被围观；古代中 国有公开斩首示众的司法传统，但没有用于展示的相关建筑设施。<br />
以上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，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。罗马 人后来皈依了基督教，传统的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 所取代，殷商则与之不同：周灭商后，人祭被周人消除，但周人并未 开创一种新的宗教，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，与极端宗教行为 保持距离，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，所谓“敬鬼神而远之”。这奠定 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。<br />
人祭场之外<br />
周灭商和西周王朝建立之后，人祭现象迅速退场，并从人们的记 忆和文字记录中彻底消失。本书在搜索上古文献的人祭线索时发现, 几乎唯一正面记载过商代人祭现场的，是周文王创作的《易经》，也 就是所谓六十四卦的卦爻辞。<br />
文王周昌曾经在殷都生活，亲历过商王和商人民间的各种人祭 仪式——这些都被他写进了《易经》，不仅有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种 种惨状，甚至有祭司穿着红色祭服的细节。不过，由于某些特殊的 考虑，文王保留的记录非常含糊，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 解读出一部分。<br />
当然，在《易经》中，文王最关心的课题是如何灭商。但这是 极度危险的，绝对不能言明。《易经》的《坤》卦六三爻曰：“含章可贞。或从王事，无成有终。”据文史大家高亨先生考证，“含章” 就是“翦商”二字，所以“含章可贞”的意思是：“翦商之事，可以 通过占卜（贞）来预测。心3故而，《易经》的内容多是文王的翦商谋略， 也正因此，这部分内容最为隐晦。<br />
从龙山时代、夏代（洛阳二里头古城）到商代，是华夏文明的最 初阶段，可以称之为“华夏旧文明”。在周族崛起并灭商后，周公旦 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，并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，进而 开创了和平、宽容的“华夏新文明”，一直延续至今。<br />
最早对殷商这段尘封的往事进行追索考证的并非现代人，而是 殷商后裔、儒家“六经”的编辑者孔子。孔子离纣王和周公的时代仅 五百年，他编辑的“六经”保存了一些真相,但也有意地掩盖了另一些。 本书认为，这是孔子在探究到真实历史之后做出的决定，他要继续周 公的事业，重塑华夏文明。<br />
根据本书正文所述，人祭行为在华夏文明的起源阶段非常活跃, 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：当先民从部落时代走向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， 战争和人祭是不是“必要的恶”？没有它们，是否人类就无法进入文 明时代？<br />
在研究殷商的人祭甲骨卜辞时，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o谢拉赫 (gideon shelach)曾经试图总结人祭繁荣的必要条件。他认为，当早 期人类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化，开始形成王权和统治阶层，但统 治体系尚未完全成形和稳固时，统治者需要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 持其权力，这就是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产生的基础。这个阶段， 吉迪称之为“早期国家”或“复杂酋邦”。<br />
当然，殷商时代已经超越了 “早期国家”，王权相当稳固，人祭 数量也极高，所以吉迪补充说，一旦人祭体制化，统治者将不得不长 期维持战争行动，以保证人牲的来源，这也是殷商一直努力捕捉羌人 献祭的原因。24吉迪的论文并不涉及“早期国家”阶段，所以他的结 论有些简单化，本书将在“人祭繁荣与宗教改革运动” 一章对此进行 分析。<br />
人祭只是本书的部分内容，华夏文明初创期有很多重大现象需要 关注，比如，兴起于河南洛阳的二里头-夏王朝，其农业基础并不是 华北传统的旱作粟米，而是源自长江流域的水稻，显然，南方灌溉农 业对中原文明有重要意义。换句话说，南方的水田灌溉农业虽然没能 在本地生发出文明，却引发了华北的文明进程。<br />
四千年前，华北地区的小型古国此起彼伏，但只有二里头成长为 早期王朝。二里头一夏的政治疆域虽不大，也不以扩张见长，却偏偏 是它初步解决了在国家内部实现稳定统治的难题，而这很可能源于青 铜技术提供的支撑。<br />
商与夏则完全不同。从建立初期，商就进入疯狂扩张模式，促发 了很多超出我们认知的现象，比如，早商时代就出现了巨型仓储设施， 其规模到殷墟、西周乃至春秋都无法超越。可以说，其超前“现代化” 的程度足以比肩秦汉。<br />
再比如，商人并非一直沉溺于人祭，商王室内部曾经有过不杀生 的宗教改革，但此举引发了激烈的内战，致使商朝中期一度陷于解体, 尔后又再度复兴。这其中，从异文化引进的马车技术成为广域王朝的 统治基础。商人崇尚暴力和威权，这种文化性格在甲骨文字中有诸多 反映，只不过在现代汉字中多数已被遗忘。<br />
目前，借助考古认识上古社会的工作只是刚刚起步，还难以给那 个茫昧幽远的时代归纳出简洁的“规律”。不仅如此，商纣王、文王周昌、 武王周发、周公，甚至孔子，这些史书中的名人以及那些我们曾以为 熟悉的先祖往事，有些也在考古发掘中变得越来越陌生，越来越难以 理解。<br />
也许，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。考古，就犹如一面 深埋地下的镜子，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。<br />
附录：上古人祭行为的分类<br />
考古现场会发现各种非自然死亡（他杀）的尸骨，但不一定都属 于人祭。<br />
广义的人祭，可以界定为出于宗教理念而杀人奉献给神灵的行为。 这里的神灵包含上帝（帝和上帝在商人甲骨文中多次出现）、各种自 然神以及尊贵的死者亡灵。把人奉献给神灵的原理，可能是贡献食物， 也可能是贡献仆役或性奴等。在人祭遗迹中，这些不同的目的都有所 体现。<br />
人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：<br />
一，把人夯筑在地基内，用作建筑物的奠基，可称之为“人奠基”。 其原理可能是把人奉献给土地之神，用以交换神对建筑物的护佑，以 及通过施展巫术，被杀者可能也会变成守护建筑之鬼。<br />
二，把人作为食物或仆役献祭给神或祖先之灵，这是狭义的“人 祭”。<br />
三，把人作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内，可称之为“人殉”。其 原理可能是当时的人们认为尊贵的人在死后会变为神灵，所以在去往 神界的旅途中要给他（她）带上一些仆役和食物。<br />
注释<br />
1 黄展岳：《古代人牲人殉通论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75页。这三座<br />
多人祭祀坑分别是后冈h10、大司空村祭祀坑和小屯南地h33,其中，后 冈h10和大司空村祭祀坑属于殷墟末期，小屯南地h33祭祀坑的时期则不 详。相关发掘报告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《殷墟发掘报告（1958-1961 ）》, 文物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265页;安阳市博物馆《安阳大司空村殷代杀祭坑》， 《考古》1978年第1期；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《1973年小屯南地 发掘报告》，《考古学集刊》（第9集 ），科学出版社，1995年。<br />
2 郭沫若：《安阳圆坑墓中鼎铭考释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60年第1期。<br />
3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：《1958—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》，《考古》<br />
1961年第2期。<br />
4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：《殷墟发掘报告（1958-1961 ）》，第279页。以下关于 h10祭祀坑的基本内容主要见于该书，不再详注。<br />
5 在考古发掘报告中，“h”是“灰坑”的简称，灰坑多数是古人的垃圾坑，但<br />
也可能是储物窖穴、祭祀坑等，因为在发掘坑的表面时，考古工作者还不容 易了解坑的具体性质，一般要发掘到底部才能判断坑的具体用途，所以多笼 统命名为“灰坑”并编号，但最初赋予的编号一般不再修改。类似的简称， 还有房子（f）、墓葬（m）和井（j）等。<br />
6 贝，甲骨文作c9,见《合集》11423正。《尚书o盘庚》：“兹予有乱政同位， 具乃贝玉。”孔颖达疏：“贝者，水虫。古人取其甲以为货，如今之用钱然 贝壳作钱已是习惯，东周以后，贝币才逐渐被各种金属货币取代，云南一些 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沿用贝币直到明代。<br />
7 杜金鹏：《安阳后冈殷代圆形葬坑及其相关问题》，《考古》2007年第6期。<br />
后冈h10平面图出自该文，不再详注。<br />
8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：《1958—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》。<br />
在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坑中曾发现埋入铜器的，比如1976年发掘的m229,里 面有大小两件铜鼎和两件陶器，还有一名被绑腿活埋的儿童。但这种祭祀坑 数量很少，多数都是埋人牲。参见安阳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、中国社科 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《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》，《考古》1977年第1期。 https ://thepaper. cn/newsdetail_forward_l 0696914.<br />
当然，通货膨胀是必然的。到西周，据何尊记载，周成王有一次赏赐一位叫 何的臣下三十朋：“何易（赐）贝卅朋。”（《集成》6014 ）至春秋时期，《诗经o小 雅菁菁者莪》曰：“既见君子，锡（赐）我百朋。”貌似已经动辄百朋了。 裘卫孟（西周中期），《集成》8456。<br />
郭沫若：《甲骨文合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32093条，以下简称《合集》。 商代甲骨卜辞中的“羌「 主要是山西、陕西地区的土著居民，这些人在周 代逐渐汇聚成为华夏族。在后世的汉语中，“羌”字又演变成汉人对位居西 方的少数族群的称谓，这和商代的“羌”已经不是同一种人。参见童恩正《谈 甲骨文“羌”字并略论殷代的人祭制度》，《四川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 1980年第3期；王平、顾彬《甲骨文与殷商人祭》，大象出版社，2007年， 第87页。<br />
陈志达：《殷墟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19页。1934—1935年，在王 陵区发掘祭祀坑1221座，是对祭祀坑发掘最集中的一次，但由于后来的战 争和动荡，这批发掘成果未能出版报告，所以详情不得而知。<br />
唐际根、汤毓赞：《再论殷墟人祭坑与甲骨文中羌祭卜辞的相关性》，《中原 文物》2014年第3期。<br />
李峰对王陵区祭祀坑中人牲的估测数字是三万：“至少有三万个人以这种方 式在王陵区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中被杀死j参见李峰《早期中国社会和文 化史概论》，刘晓霞译，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，2020年，第92页。<br />
考古人将二百多年跨度的殷墟分为四期，据宋镇豪估算的四期的人口规模分 别是：一期不详，二期7万人，三期12万人，四期14.6万人。本书以此为 基础推测，在王陵区投入使用的二百年里，殷墟生活过的人口总量约一百万 人。参见宋镇豪《商代史论纲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36页。 2022年1月18日，“文博中国”在线发布《殷墟商王陵区新发现2个围沟、 400余座祭祀坑》:此次新发现祭祀坑460座以上，多数用洛阳铲探出人骨骼， 还有一座长28米、宽6米的长方形大坑。这些坑目前尚未正式发掘。<br />
关于殷墟已发现的商墓总数，两部出版时间相近的专著得出的数字稍有差 距：宋镇豪的《商代史论纲》估计总数约8500座；陈志达的《殷墟》则估 计约4400座，还有2000多座尚未整理的不包括在内。如果《殷墟》中已整 理和未整理的两者相加，和《商代史论纲》的估计尚有2000座左右的差距。 究其原因，应当是《殷墟》只统计“长方形竖穴墓”，即正式埋葬的成人墓， 没有包括祭祀坑和灰坑葬（抛尸乱葬）；《商代史论纲》是在“人口” 一章讨 论墓地总数，意味着它把包含所有（成年）人口的埋葬形式都统计了进来， 多出的这2000多座，正是当时所知王陵区祭祀坑的总数。所以，如果统计 殷墟范围正常埋葬（而非被杀祭）的成年人数量，应以陈志达《殷墟》的数 字为准，可暂定为6500人左右。参见宋镇豪《商代史论纲》，第136页；陈 志达《殷墟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06页。<br />
20 ［英］史蒂文o米森：《史前人类简史》，王晨译，北京日报出版社，2021年。<br />
21 ［美］戴尔布朗主编：《爱琴海沿岸的奇异王国》，李旭影译，华夏出版社， 2002 年，第 94、98 页。<br />
22 ［西班牙］贝尔纳尔迪亚斯o德尔o卡斯蒂略：《征服新西班牙信史》，江禾、 林光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91年。<br />
23高亨释为：“乃武王克商之兆，所占之事，自为可行，故曰含章可贞。”参见 高亨《周易古经今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167页。高亨认为，这是周 武王姬发灭商时的占卜辞。其实，它很可能在周文王时期就已经有了，是对 未来之事的占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