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里头-夏朝的青铜礼器很少有纹饰，而郑州三座窖藏坑的铜器<br />
属于迄今发现最早的商代有纹饰青铜重器，铜鼎上的兽面饕餐纹和良 渚古国玉器的神人兽面纹高度相似。<br />
在上古，青铜器非常贵重，一般只有发生战乱或仓皇逃命时才会 挖坑掩埋。郑州商城这三座窖藏坑并不符合“逃亡藏宝”的特点：掩 埋得非常从容，器物摆放整齐，且伴随着一些仪式性工作。<br />
比如，张寨南街窖藏有大小两件铜鼎，为了让两件鼎的口沿一样 高，操作者还特意把大鼎底部的地面挖低了一些；向阳厂和南顺城街 的窖藏不仅数量多且码放整齐，坑内地表还进行了整理，有铺设木板 和撒朱砂的痕迹；南顺城街窖藏坑分两层，底层埋了几件完整的陶器，<br />
南顺城街窖藏坑出土铜鼎及拓片17<br />
发掘报告没有详细介绍。本书认为,<br />
第二层才放置青铜器。<br />
这不会是逃难之前埋藏宝 物的行为。“逃亡藏宝” 一般出 现在王宫或贵族生活区内，但郑 州商城的三处窖藏都在主城墙外 侧，地势高，视野好，逃难者不 会在如此醒目的地方埋藏宝物。 所以学者多认为它们是商王举办 祭祀的产物，而祭祀的对象可能 是地神或天神。18<br />
这三处窖藏以青铜器为主, 只在张寨南街窖藏坑中埋入少 量兽骨和人骨，另外两座没有 任何人畜遗存,只有器物o对此, 这少量兽骨和人骨应该是有意放<br />
置的，可能代表了从人牲、牲畜献祭到器物献祭的过渡。<br />
这种摆放器物并埋藏祭祀的活动，在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曾有先例。<br />
比如，距今8000年前，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的祭祀坑，就埋有陶器、 玉器和石器，其中有体型非常大、没有实用价值的石斧，完全是礼仪 用途；】9 5000年前的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，也有埋各种陶“筒形器” 的祭祀现场，到4000多年前，屈家岭文化已演变为石家河文化，但 仍在埋葬大量陶塑小动物和人偶献祭。<br />
郑州的铜器窖藏坑距离商朝开国200余年，朝野上下的人祭活动 曾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，而此时，商王居然开始尝试不杀人、不杀牲 的祭祀活动，这着实让人难以理解。按照商人的观念，如此奢华的祭 祀物品不搭配一些人牲，肯定属于“暴殄天物”。<br />
但就在早商与中商之交，即商朝开国200年左右时，某位商王可 能曾试图改革人祭宗教，用埋葬器物献祭代替杀人和杀牲。这场革新 运动的另一个表现是，王宫区锯制头盖骨的工作场戛然而止，大量即 将完工的成品被投入壕沟埋葬，似乎商朝上层一夜之间皈依了 “不杀 人”的新宗教。<br />
变革来得很突然，但仍有先兆可寻。<br />
埋设器物的献祭方式，曾出现在商人遥远的南方据点盘龙城商 城。在王家嘴聚落，有h6和h7两座只埋葬器物的祭祀坑，埋有铜器、 陶器和玉石器，属于盘龙城文化五期，比郑州商城向阳厂和南顺城街 窖藏约早六七十年。这应当是商人征服者受到当地土著文化（屈家岭 和石家河文化遗存）的影响。盘龙城商人的墓葬有人殉，但人祭和随 意杀人（灰坑葬）的现象很少--这是和中原商人比较大的差别。<br />
盘龙城这一支征服者可能和郑州王室联系密切。在郑州商城曾发 现有湖北特征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残片，20很可能就是盘龙城征服者 向王都输送了制陶工匠的缘故。可以合理推测，受盘龙城商人贵族的 影响，某位商王突然接受了不杀人的埋祭理念，开始推行宗教革新， 这才有了郑州城外的青铜器窖藏以及被掩埋在壕沟中的头盖骨堆积。<br />
几乎和这场“埋祭改革”同时，商王室内部爆发了激烈冲突和战 争。结果，早商极盛时代终结，不仅郑州和偃师商城，各地大大小小 的商城也相继沦为丘墟，如垣曲、东下冯、盘龙城等。郑州商城内应 该还维持着一个惨淡的朝廷，举行过几次埋祭仪式，但已经失去对王 朝的控制力。这段萧条期属于郑州商城第四期。2】<br />
《史记o殷本纪》记载，在商朝第十王仲丁时期，王朝发生了 “九 世之乱”，此后连续五代（九位商王）王族兄弟或叔侄不停内战，商 朝从而中衰：“自中丁以来，废适而更立诸弟子，弟子或争相代立， 比九世乱，于是诸侯莫朝但史书记载很有限，不清楚到底是王室 的哪些成员发生了争斗。<br />
结合考古发现的青铜器窖藏坑，有可能是仲丁或者其父亲太戊（第 九王）发起“埋祭改革”而引发了内战和萧条：改革派朝廷在郑州商 城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，坚持人祭传统的反对派则在外地重新建都， 与郑都商城分庭抗礼。双方的内战持续了一段时间，最终，改革派被 彻底消灭。<br />
《史记》记载，自商汤开国，商朝一直在“亳”建都，到第十王 仲丁 “迁于藏”，第十二王河亶甲“居相”，第十三王祖乙“迁于邢”， 接连三次迁都皆发生在“九世之乱”前期，可见当时商朝上层的斗争 和内战动荡。但这些都城地名目前还难以和考古发现的商城准确对应。<br />
发生九世之乱的中商可能持续近百年时间，这期间，另一座疑似 都城小双桥商邑出现。似乎是出于对“埋祭改革”的敌意，这里的人 祭活动不仅格外多，而且残酷。<br />
中商：残忍小双桥<br />
在郑州商城西北约14公里处的小双桥村，有一座巨大的人工土 台。当地人传说，它是西汉开国功臣周勃的坟冢，名为“周勃墓”。<br />
1989年，当地村民在“周勃墓”以西数十米的农田耕作时，挖 出了一块鞋盒大小的立方体青铜框，上面铸着兽面和复杂的花纹。 幸运的是，它被捐献给了考古部门——考古专家这才发现，原来“周 勃墓”的年代比周勃要早一千多年。由此，这座中商时代的城邑终 于被揭开了面纱。22<br />
九世之乱后，郑州商城逐渐被毁弃，小双桥成为商王朝几乎唯一 的繁华都邑。和郑州、偃师商城相比，小双桥的聚落规模要小一些， 留下的文化层也比较薄，说明使用时间不太长。23<br />
上古时代的小双桥，东侧紧邻一片巨大的湖泊湿地，考虑到偃师 和郑州商城的东部也是湿地，看来商人选择都城时有东面临水的习惯。<br />
对“周勃墓”的钻探勘察发现,这是一座中商时代的大型夯土建筑， 东西长约50米，南北宽约40米，夯土高9米以上，顶部可能有过宫 殿，有被焚毁之后的红烧土堆积。新石器时代以来，还从没有发现过 这么高大的夯土台基——良渚古城虽然有更大的人工堆筑土台，但没 有经过逐层精细夯打。在之后的很长时间，它创造的纪录也未被打破。 没人知道当时的商王为何要建造这座巨大土台。或者这么说，即便在 国力衰微的时代，商人仍会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行为。<br />
小双桥考古发掘最集中的地区在“周勃墓”夯土台基的西侧。这 里有宫殿建筑和大量祭祀坑遗存，被划分为“宫殿区”和“祭祀区”。 其实，两者是混合纠缠在一起的，难以截然分开。<br />
考古工作者在宫殿区外围发现了一些宫城墙的遗迹，夯土墙基宽 度只有4米左右，推测是长和宽均为300米左右的宫城。此外，没有 发现更大的城墙遗迹，所以小双桥还不能称为“商城”。<br />
截至目前，宫殿-祭祀区的发掘面积不太大，基本局限在南北 200米、东西100米范围内，从南到北被分为四个发掘区（iv、v、 viii和ix）,有若干夯土建筑基址，还有柱洞、石柱础等，但由于后 期破坏严重，难以复原出建筑原貌。<br />
小双桥宫殿区的特点是有大量的人祭坑和随意抛掷的尸骨。看来， 这里是郑州商城“埋祭改革”对立面的大本营，是商朝内战的胜利者， 商朝的人祭文化也因此传承了下去。<br />
有些人祭坑尸骨太多，发掘报告称之为“丛葬坑”。<br />
先来看v区的h66丛葬坑。它的规模很小（长1.88米，宽0.85米， 深0.6米），只相当于一个极为狭窄的单人墓穴，但里面却分三层堆 积了大量人骨，以及少量陶炊器残片和兽骨：人头骨数量最多，有31 枚，还有些被肢解的其他部位，比如单独的胳膊、肋排等，有些砍断 的大腿骨还连着骨盆，但手指和脚趾骨较少，似乎肢解时已经被剁去。<br />
鉴定显示，这些人骨属于青年男性，多数头骨有击打伤痕，有些<br />
小双桥遗址主要遗迹分布24<br />
是钝器造成的裂纹，有些是锐器穿孔，直径在1-3厘米间，有各种 形状。<br />
这些打穿颅骨的锐器，多数不像是商人常用的铜戈，戈刃较薄， 按理应当形成狭长的创口 ；更像是某种铜凿，固定在木柄上，像战斧 一样挥动。目前还没有出土过这种兵器。也有个别可能是用戈砍的， 如7号头骨，创口大小为2.5厘米x 0.9厘米。<br />
多数伤痕在头骨的左侧，也有部分在颅顶正上方。发掘报告推测， 人牲死前是跪地姿势，行刑者（献祭者）站在人牲面前，右手执兵器 猛击人牲头部：很多头骨有两三个不同大小的穿孔，或者兼有锐器穿 孔和钝器裂痕，可能会有两名献祭者同时处死一名人牲的情况；有些 头骨有两个穿孔，发掘报告推测是某种“双齿”锐器造成的。25但有 些孔的形状、大小和距离并不一致，很难断定是“双齿”兵器一次打 击所致。从这些伤痕看，多数足以一击致命，不知献祭者为何二次、 三次打击。目前这还不太容易解释。<br />
h66坑内的两枚穿孔人头骨：穿孔过于规整， 像是采用加工玉石器的管钻技术，但发掘报告没有详细信息<br />
有些伤痕有助于还原屠杀的细节。比如18号头骨，左耳后有一 个栗子大小的穿孔，应该是凶器凿穿头骨后被卡住，献祭者可能需要 踩住头颅用力向外扳才能拔出来，从而造成了骨壁的向外掰裂。此外， 头骨下部还连着一截被砍断的颈椎。<br />
这些男性青年的尸骨坑中有一小段三岁幼儿的肢骨，可能是无意 中混入的，也就是说，h66至少埋了 32人。但从其尺寸看，难以装 下31名成年人的尸骨，即使肢解码放也不可能，所以，坑中的体骨 不会是全部，而且很可能被剔去了肉，否则骨骼堆积不会如此密集。<br />
再看viii区h18丛葬坑。该坑坑口呈不规则椭圆形，长径约<br />
180厘米，短径90厘米，从20厘米深处开始有零星的人骨堆积，主 要是头骨和肢骨，没有其他部位的骨头；和人骨混杂在一起的有陶制 盆、鬲、瓮等炊器碎片，还有零碎的猪骨等兽骨。<br />
这座祭祀坑保存得比较完整，挖掘者决定将其整体转移到室内展 示，所以只发掘了坑内最上层。在最上层，死者已不低于30人。从 人骨的零碎状态以及和炊器碎片、猪骨等同埋来看，这些人牲应当是 和猪一起被杀死的，然后被献祭者烹饪并吃掉了部分，剩余的骨头连 同用完的陶制炊器和食器也被打碎投入h18丛葬坑。<br />
ix区的h63更特殊。这座坑比较大（长10.5米，宽6.8米，深 1.7米），平面近似水滴形，最底部挖了一小型圆坑，里面码放了九枚 不含下颌骨的人头骨，再向上一层，则埋藏着大量头骨、零散人骨和 几具基本完整的人骨架，以及大量陶器残片和兽骨。死者至少有56人。 这座坑使用了较长时间，有过多次祭祀。<br />
h63部分相对完整的尸骨照片以及底部的头骨堆积<br />
除了上述三座“丛葬坑”，宫殿区中部还有30座埋葬一到四人 不等的祭祀坑，以及抛掷在地层或普通灰坑中的60多具尸骨。一般 来说，零散抛掷在地层中的尸骨多是青年女性，“丛葬坑”则多是青 年男性。这些尸骨和人祭坑多数在v区，少数延伸到西侧的vhi区。 如同上述h66,很多头骨被锐器砸穿，有些尸骨被剁去手脚，或呈 捆绑姿势。<br />
位于宫殿区最南端的iv区也有很多座祭祀坑。这个区有冶铸青 铜器遗迹，人祭数量不多，主要是各种动物被混杂埋入同一坑内，发 掘报告称之为“综合祭祀坑”和“多牲坑”。<br />
比如，h6有牛头骨、牛角、牛骨，还有猪、鹤、鸡等动物的骨头， 以及大量碎陶片、原始瓷片、绿松石嵌片、骨器、蚌器、石器、残铜 器和残玉器，坑中填土含有大量红烧土颗粒、黑色烧土块和炭黑，说 明献祭时一直在烧火烹饪食物。<br />
h29有大量炼铜残渣、孔雀石（铜矿石）、各种小片残铜以及石 器和骨器，动物骨骼有大象、牛、猪、狗和鹿等，象骨主要是象牙和 头骨，有牛角40余只，经统计，至少来自30多头牛。此外，还有一 倒扣的泥制熔铜炉。<br />
在iv区的祭祀坑中，埋葬牛角和牛头的数量最多。跟之前的偃 师与郑州商城相比，小双桥商邑用猪祭祀的现象急剧减少，用牛献祭 则显著增多，但祭祀坑中少有其他部位的牛骨，献祭者可能会分食牛 肉，只把牛头和牛角埋入祭祀坑。<br />
从发掘迹象看，iv区有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，东西长50多米， 南北宽近10米，可能是小双桥城邑的青铜冶铸区。在夏朝一二里头古 城、早商的偃师和郑州商城以及晚商殷墟遗址中，青铜冶铸区和宫殿 区都相隔一定距离，而小双桥的青铜冶铸区却和宫殿区紧密相连，说 明冶铸铜从业者和王室宫廷关系更为密切。但奇怪的是，小双桥的冶 铸铜区少有人祭现象，这和之前、之后都不一样。<br />
综上，小双桥聚落存在时间不长，规模也不太大，但已发现很多 人祭尸骨，说明中商王都的人祭数量空前增加。<br />
目前小双桥的发掘还不太全面，已发现的平民聚落、作坊和正常 墓葬较少，完整的青铜礼器也很少。最典型的青铜器是在“周勃墓” 旁边发现的两件青铜方框形构件，有学者推测是安装在木梁柱头部的 装饰物。<br />
除了正面的兽面纹饰，方形青铜构件开方孔的侧面还有复杂图 案，发掘报告称之为“龙虎搏象图”。龙形长而肥大，和二里头墓葬 中的绿松石龙造型接近；“象”是长鼻兽造型，体型较小，但和大象 有一定相似，结合iv区h29出土的象骨，小双桥人对大象应该比 较熟悉。<br />
方形青铜构件的纹饰拓片<br />
此外，小双桥遗址的有些陶器和石器，与同时代岳石文化的器物 比较相似，比如黑皮陶器（在iv区祭祀坑中还多次发现一种类似石 锄的长方形穿孔石器，但具体功能不详）o《竹书纪年》中有“仲丁即位, 征于蓝夷”的记载，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蓝夷属鲁中南地区的岳石文化， 所以，中商王朝可能发动过征讨山东地区的战争。26不过，早在商朝 开国时，岳石文化就是商文化的来源之一，到小双桥时期，很可能另 有一批东方人群加盟中商，从而带来了新的陶器和石器风格。总体上， 小双桥王室和东方族群的关系应当以和平合作为主。<br />
和早商相比，小双桥时期的商朝比较衰弱，突出表现就是小双桥 聚落缺乏庞大的城墙、宫殿建筑和仓储体系，晋南和湖北的商城也被 放弃。但考虑到小双桥的商王朝能够建造所谓“周勃墓”这种巨大的 夯土台基，举行人祭的规模也更大，说明商朝的人祭文化此时已基本 定型。<br />
考古工作者在小双桥也采取了粮食浮选法：颗粒数量仍是粟米占 绝大多数，27折算成重量，粟米居首位，接下来的排名依次是小麦、 水稻和黍米。这说明夏朝一二里头时期水稻独大的格局已渐行渐远， 湿热气候的顶峰正在过去，黄河南岸逐渐回归旱作农业。<br />
表六：小双桥遗址出土粮食颗粒及折合重量<br />
粟<br />
水稻<br />
小麦<br />
黍<br />
合计<br />
粒数<br />
1409<br />
94<br />
127<br />
51<br />
1681<br />
千粒重（克）<br />
2<br />
16<br />
16<br />
7<br />
粒数占比<br />
83.8%<br />
5.6%<br />
7.6%<br />
3.0%<br />
折合克数<br />
2.8<br />
1.5<br />
2.03<br />
0.36<br />
6.69<br />
重量占比<br />
41.9%<br />
22.4%<br />
30.3%<br />
5.4%<br />
比起殷墟，早商和中商的考古起步晚，成果也很有限，比如，一 直没在郑州和偃师商城发现王室和贵族墓葬区。从殷墟考古看，晚商 最盛大的人祭场在王陵区内，所以我们目前见到的早商和中商的人祭 场可能还不是当年的主体。<br />
早商和中商共约三百年，在这期间，商人的人祭行为迅速增加， 屠杀方式也越来越残忍,虽然可能有过用铜器代替人献祭的改革尝试， 但也只是昙花一现。商文明的基本特征已经定型：文字、青铜技术、 巨大城池，以及崇尚暴力、热衷人祭的文化。此外，早商的神奇扩张 和庞大的仓储设施也是独一无二的，只是那个时代的辉煌和野蛮已经 无法完整复原。<br />
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o谢拉赫认为，在“早期国家”或“复杂酋 邦”阶段，社会开始变得更复杂，王权刚刚出现，统治者发现自己的 统治体系还不够发达，急需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护权力，从而导 致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的产生。28不过，为何战争与人祭可以铸 牢新兴王权，吉迪却没有多谈。结合前文对新石器末期到中商这上千 年人祭历程的梳理，本书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：理论层面，王的 大量献祭（意味着他获得神的福佑）是王权融合神权的标志;现实层面， 战争让本国族的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，从而更巩固了王的权力。<br />
对于吉迪的论述，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背景：“早期国家”之前 的部落甚至村落阶段，人祭行为已经广泛存在，原始时代的宗教（或 者称之为“巫术”）并不缺乏人祭理念。比如，在龙山文化时期的华 北地区，部落间的战争冲突颇为剧烈，多地孕育出“早期国家”的雏 形，而且伴随着较多人祭现象。这有吉迪总结的“统治者希望获得牢 固统治基础”的因素，但似乎战争本身是形成“早期国家”的主要原因， 人祭则更像是战争的副产品。<br />
吉迪的“早期王权倾向乞灵于人祭”的结论，虽符合大多数“早 期国家”的特征，但也难免有例外。比如一度非常辉煌的“良渚古国” 就并未发现人祭遗存，反倒是解体之后，人祭才在良渚文化的局部地 区多了起来。29龙山时代，陶寺和石郎这两个古国几乎同时并存，石 期的人祭很密集,陶寺则比较稀少，但后来却还是同步解体，也就是说, 人祭宗教并没有能够保障石崩的持续繁荣。在当时的华北，像石郎这 种热衷人祭的早期古国要占多数，但都没有逃脱衰亡的命运。<br />
夏朝-二里头古国的人祭遗存也不太多，而且王室的人祭行为还 要比民间少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商朝初期，直到又过了近一百年， 人祭行为才出现爆发式增长。
属于迄今发现最早的商代有纹饰青铜重器，铜鼎上的兽面饕餐纹和良 渚古国玉器的神人兽面纹高度相似。<br />
在上古，青铜器非常贵重，一般只有发生战乱或仓皇逃命时才会 挖坑掩埋。郑州商城这三座窖藏坑并不符合“逃亡藏宝”的特点：掩 埋得非常从容，器物摆放整齐，且伴随着一些仪式性工作。<br />
比如，张寨南街窖藏有大小两件铜鼎，为了让两件鼎的口沿一样 高，操作者还特意把大鼎底部的地面挖低了一些；向阳厂和南顺城街 的窖藏不仅数量多且码放整齐，坑内地表还进行了整理，有铺设木板 和撒朱砂的痕迹；南顺城街窖藏坑分两层，底层埋了几件完整的陶器，<br />
南顺城街窖藏坑出土铜鼎及拓片17<br />
发掘报告没有详细介绍。本书认为,<br />
第二层才放置青铜器。<br />
这不会是逃难之前埋藏宝 物的行为。“逃亡藏宝” 一般出 现在王宫或贵族生活区内，但郑 州商城的三处窖藏都在主城墙外 侧，地势高，视野好，逃难者不 会在如此醒目的地方埋藏宝物。 所以学者多认为它们是商王举办 祭祀的产物，而祭祀的对象可能 是地神或天神。18<br />
这三处窖藏以青铜器为主, 只在张寨南街窖藏坑中埋入少 量兽骨和人骨，另外两座没有 任何人畜遗存,只有器物o对此, 这少量兽骨和人骨应该是有意放<br />
置的，可能代表了从人牲、牲畜献祭到器物献祭的过渡。<br />
这种摆放器物并埋藏祭祀的活动，在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曾有先例。<br />
比如，距今8000年前，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的祭祀坑，就埋有陶器、 玉器和石器，其中有体型非常大、没有实用价值的石斧，完全是礼仪 用途；】9 5000年前的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，也有埋各种陶“筒形器” 的祭祀现场，到4000多年前，屈家岭文化已演变为石家河文化，但 仍在埋葬大量陶塑小动物和人偶献祭。<br />
郑州的铜器窖藏坑距离商朝开国200余年，朝野上下的人祭活动 曾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，而此时，商王居然开始尝试不杀人、不杀牲 的祭祀活动，这着实让人难以理解。按照商人的观念，如此奢华的祭 祀物品不搭配一些人牲，肯定属于“暴殄天物”。<br />
但就在早商与中商之交，即商朝开国200年左右时，某位商王可 能曾试图改革人祭宗教，用埋葬器物献祭代替杀人和杀牲。这场革新 运动的另一个表现是，王宫区锯制头盖骨的工作场戛然而止，大量即 将完工的成品被投入壕沟埋葬，似乎商朝上层一夜之间皈依了 “不杀 人”的新宗教。<br />
变革来得很突然，但仍有先兆可寻。<br />
埋设器物的献祭方式，曾出现在商人遥远的南方据点盘龙城商 城。在王家嘴聚落，有h6和h7两座只埋葬器物的祭祀坑，埋有铜器、 陶器和玉石器，属于盘龙城文化五期，比郑州商城向阳厂和南顺城街 窖藏约早六七十年。这应当是商人征服者受到当地土著文化（屈家岭 和石家河文化遗存）的影响。盘龙城商人的墓葬有人殉，但人祭和随 意杀人（灰坑葬）的现象很少--这是和中原商人比较大的差别。<br />
盘龙城这一支征服者可能和郑州王室联系密切。在郑州商城曾发 现有湖北特征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残片，20很可能就是盘龙城征服者 向王都输送了制陶工匠的缘故。可以合理推测，受盘龙城商人贵族的 影响，某位商王突然接受了不杀人的埋祭理念，开始推行宗教革新， 这才有了郑州城外的青铜器窖藏以及被掩埋在壕沟中的头盖骨堆积。<br />
几乎和这场“埋祭改革”同时，商王室内部爆发了激烈冲突和战 争。结果，早商极盛时代终结，不仅郑州和偃师商城，各地大大小小 的商城也相继沦为丘墟，如垣曲、东下冯、盘龙城等。郑州商城内应 该还维持着一个惨淡的朝廷，举行过几次埋祭仪式，但已经失去对王 朝的控制力。这段萧条期属于郑州商城第四期。2】<br />
《史记o殷本纪》记载，在商朝第十王仲丁时期，王朝发生了 “九 世之乱”，此后连续五代（九位商王）王族兄弟或叔侄不停内战，商 朝从而中衰：“自中丁以来，废适而更立诸弟子，弟子或争相代立， 比九世乱，于是诸侯莫朝但史书记载很有限，不清楚到底是王室 的哪些成员发生了争斗。<br />
结合考古发现的青铜器窖藏坑，有可能是仲丁或者其父亲太戊（第 九王）发起“埋祭改革”而引发了内战和萧条：改革派朝廷在郑州商 城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，坚持人祭传统的反对派则在外地重新建都， 与郑都商城分庭抗礼。双方的内战持续了一段时间，最终，改革派被 彻底消灭。<br />
《史记》记载，自商汤开国，商朝一直在“亳”建都，到第十王 仲丁 “迁于藏”，第十二王河亶甲“居相”，第十三王祖乙“迁于邢”， 接连三次迁都皆发生在“九世之乱”前期，可见当时商朝上层的斗争 和内战动荡。但这些都城地名目前还难以和考古发现的商城准确对应。<br />
发生九世之乱的中商可能持续近百年时间，这期间，另一座疑似 都城小双桥商邑出现。似乎是出于对“埋祭改革”的敌意，这里的人 祭活动不仅格外多，而且残酷。<br />
中商：残忍小双桥<br />
在郑州商城西北约14公里处的小双桥村，有一座巨大的人工土 台。当地人传说，它是西汉开国功臣周勃的坟冢，名为“周勃墓”。<br />
1989年，当地村民在“周勃墓”以西数十米的农田耕作时，挖 出了一块鞋盒大小的立方体青铜框，上面铸着兽面和复杂的花纹。 幸运的是，它被捐献给了考古部门——考古专家这才发现，原来“周 勃墓”的年代比周勃要早一千多年。由此，这座中商时代的城邑终 于被揭开了面纱。22<br />
九世之乱后，郑州商城逐渐被毁弃，小双桥成为商王朝几乎唯一 的繁华都邑。和郑州、偃师商城相比，小双桥的聚落规模要小一些， 留下的文化层也比较薄，说明使用时间不太长。23<br />
上古时代的小双桥，东侧紧邻一片巨大的湖泊湿地，考虑到偃师 和郑州商城的东部也是湿地，看来商人选择都城时有东面临水的习惯。<br />
对“周勃墓”的钻探勘察发现,这是一座中商时代的大型夯土建筑， 东西长约50米，南北宽约40米，夯土高9米以上，顶部可能有过宫 殿，有被焚毁之后的红烧土堆积。新石器时代以来，还从没有发现过 这么高大的夯土台基——良渚古城虽然有更大的人工堆筑土台，但没 有经过逐层精细夯打。在之后的很长时间，它创造的纪录也未被打破。 没人知道当时的商王为何要建造这座巨大土台。或者这么说，即便在 国力衰微的时代，商人仍会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行为。<br />
小双桥考古发掘最集中的地区在“周勃墓”夯土台基的西侧。这 里有宫殿建筑和大量祭祀坑遗存，被划分为“宫殿区”和“祭祀区”。 其实，两者是混合纠缠在一起的，难以截然分开。<br />
考古工作者在宫殿区外围发现了一些宫城墙的遗迹，夯土墙基宽 度只有4米左右，推测是长和宽均为300米左右的宫城。此外，没有 发现更大的城墙遗迹，所以小双桥还不能称为“商城”。<br />
截至目前，宫殿-祭祀区的发掘面积不太大，基本局限在南北 200米、东西100米范围内，从南到北被分为四个发掘区（iv、v、 viii和ix）,有若干夯土建筑基址，还有柱洞、石柱础等，但由于后 期破坏严重，难以复原出建筑原貌。<br />
小双桥宫殿区的特点是有大量的人祭坑和随意抛掷的尸骨。看来， 这里是郑州商城“埋祭改革”对立面的大本营，是商朝内战的胜利者， 商朝的人祭文化也因此传承了下去。<br />
有些人祭坑尸骨太多，发掘报告称之为“丛葬坑”。<br />
先来看v区的h66丛葬坑。它的规模很小（长1.88米，宽0.85米， 深0.6米），只相当于一个极为狭窄的单人墓穴，但里面却分三层堆 积了大量人骨，以及少量陶炊器残片和兽骨：人头骨数量最多，有31 枚，还有些被肢解的其他部位，比如单独的胳膊、肋排等，有些砍断 的大腿骨还连着骨盆，但手指和脚趾骨较少，似乎肢解时已经被剁去。<br />
鉴定显示，这些人骨属于青年男性，多数头骨有击打伤痕，有些<br />
小双桥遗址主要遗迹分布24<br />
是钝器造成的裂纹，有些是锐器穿孔，直径在1-3厘米间，有各种 形状。<br />
这些打穿颅骨的锐器，多数不像是商人常用的铜戈，戈刃较薄， 按理应当形成狭长的创口 ；更像是某种铜凿，固定在木柄上，像战斧 一样挥动。目前还没有出土过这种兵器。也有个别可能是用戈砍的， 如7号头骨，创口大小为2.5厘米x 0.9厘米。<br />
多数伤痕在头骨的左侧，也有部分在颅顶正上方。发掘报告推测， 人牲死前是跪地姿势，行刑者（献祭者）站在人牲面前，右手执兵器 猛击人牲头部：很多头骨有两三个不同大小的穿孔，或者兼有锐器穿 孔和钝器裂痕，可能会有两名献祭者同时处死一名人牲的情况；有些 头骨有两个穿孔，发掘报告推测是某种“双齿”锐器造成的。25但有 些孔的形状、大小和距离并不一致，很难断定是“双齿”兵器一次打 击所致。从这些伤痕看，多数足以一击致命，不知献祭者为何二次、 三次打击。目前这还不太容易解释。<br />
h66坑内的两枚穿孔人头骨：穿孔过于规整， 像是采用加工玉石器的管钻技术，但发掘报告没有详细信息<br />
有些伤痕有助于还原屠杀的细节。比如18号头骨，左耳后有一 个栗子大小的穿孔，应该是凶器凿穿头骨后被卡住，献祭者可能需要 踩住头颅用力向外扳才能拔出来，从而造成了骨壁的向外掰裂。此外， 头骨下部还连着一截被砍断的颈椎。<br />
这些男性青年的尸骨坑中有一小段三岁幼儿的肢骨，可能是无意 中混入的，也就是说，h66至少埋了 32人。但从其尺寸看，难以装 下31名成年人的尸骨，即使肢解码放也不可能，所以，坑中的体骨 不会是全部，而且很可能被剔去了肉，否则骨骼堆积不会如此密集。<br />
再看viii区h18丛葬坑。该坑坑口呈不规则椭圆形，长径约<br />
180厘米，短径90厘米，从20厘米深处开始有零星的人骨堆积，主 要是头骨和肢骨，没有其他部位的骨头；和人骨混杂在一起的有陶制 盆、鬲、瓮等炊器碎片，还有零碎的猪骨等兽骨。<br />
这座祭祀坑保存得比较完整，挖掘者决定将其整体转移到室内展 示，所以只发掘了坑内最上层。在最上层，死者已不低于30人。从 人骨的零碎状态以及和炊器碎片、猪骨等同埋来看，这些人牲应当是 和猪一起被杀死的，然后被献祭者烹饪并吃掉了部分，剩余的骨头连 同用完的陶制炊器和食器也被打碎投入h18丛葬坑。<br />
ix区的h63更特殊。这座坑比较大（长10.5米，宽6.8米，深 1.7米），平面近似水滴形，最底部挖了一小型圆坑，里面码放了九枚 不含下颌骨的人头骨，再向上一层，则埋藏着大量头骨、零散人骨和 几具基本完整的人骨架，以及大量陶器残片和兽骨。死者至少有56人。 这座坑使用了较长时间，有过多次祭祀。<br />
h63部分相对完整的尸骨照片以及底部的头骨堆积<br />
除了上述三座“丛葬坑”，宫殿区中部还有30座埋葬一到四人 不等的祭祀坑，以及抛掷在地层或普通灰坑中的60多具尸骨。一般 来说，零散抛掷在地层中的尸骨多是青年女性，“丛葬坑”则多是青 年男性。这些尸骨和人祭坑多数在v区，少数延伸到西侧的vhi区。 如同上述h66,很多头骨被锐器砸穿，有些尸骨被剁去手脚，或呈 捆绑姿势。<br />
位于宫殿区最南端的iv区也有很多座祭祀坑。这个区有冶铸青 铜器遗迹，人祭数量不多，主要是各种动物被混杂埋入同一坑内，发 掘报告称之为“综合祭祀坑”和“多牲坑”。<br />
比如，h6有牛头骨、牛角、牛骨，还有猪、鹤、鸡等动物的骨头， 以及大量碎陶片、原始瓷片、绿松石嵌片、骨器、蚌器、石器、残铜 器和残玉器，坑中填土含有大量红烧土颗粒、黑色烧土块和炭黑，说 明献祭时一直在烧火烹饪食物。<br />
h29有大量炼铜残渣、孔雀石（铜矿石）、各种小片残铜以及石 器和骨器，动物骨骼有大象、牛、猪、狗和鹿等，象骨主要是象牙和 头骨，有牛角40余只，经统计，至少来自30多头牛。此外，还有一 倒扣的泥制熔铜炉。<br />
在iv区的祭祀坑中，埋葬牛角和牛头的数量最多。跟之前的偃 师与郑州商城相比，小双桥商邑用猪祭祀的现象急剧减少，用牛献祭 则显著增多，但祭祀坑中少有其他部位的牛骨，献祭者可能会分食牛 肉，只把牛头和牛角埋入祭祀坑。<br />
从发掘迹象看，iv区有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，东西长50多米， 南北宽近10米，可能是小双桥城邑的青铜冶铸区。在夏朝一二里头古 城、早商的偃师和郑州商城以及晚商殷墟遗址中，青铜冶铸区和宫殿 区都相隔一定距离，而小双桥的青铜冶铸区却和宫殿区紧密相连，说 明冶铸铜从业者和王室宫廷关系更为密切。但奇怪的是，小双桥的冶 铸铜区少有人祭现象，这和之前、之后都不一样。<br />
综上，小双桥聚落存在时间不长，规模也不太大，但已发现很多 人祭尸骨，说明中商王都的人祭数量空前增加。<br />
目前小双桥的发掘还不太全面，已发现的平民聚落、作坊和正常 墓葬较少，完整的青铜礼器也很少。最典型的青铜器是在“周勃墓” 旁边发现的两件青铜方框形构件，有学者推测是安装在木梁柱头部的 装饰物。<br />
除了正面的兽面纹饰，方形青铜构件开方孔的侧面还有复杂图 案，发掘报告称之为“龙虎搏象图”。龙形长而肥大，和二里头墓葬 中的绿松石龙造型接近；“象”是长鼻兽造型，体型较小，但和大象 有一定相似，结合iv区h29出土的象骨，小双桥人对大象应该比 较熟悉。<br />
方形青铜构件的纹饰拓片<br />
此外，小双桥遗址的有些陶器和石器，与同时代岳石文化的器物 比较相似，比如黑皮陶器（在iv区祭祀坑中还多次发现一种类似石 锄的长方形穿孔石器，但具体功能不详）o《竹书纪年》中有“仲丁即位, 征于蓝夷”的记载，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蓝夷属鲁中南地区的岳石文化， 所以，中商王朝可能发动过征讨山东地区的战争。26不过，早在商朝 开国时，岳石文化就是商文化的来源之一，到小双桥时期，很可能另 有一批东方人群加盟中商，从而带来了新的陶器和石器风格。总体上， 小双桥王室和东方族群的关系应当以和平合作为主。<br />
和早商相比，小双桥时期的商朝比较衰弱，突出表现就是小双桥 聚落缺乏庞大的城墙、宫殿建筑和仓储体系，晋南和湖北的商城也被 放弃。但考虑到小双桥的商王朝能够建造所谓“周勃墓”这种巨大的 夯土台基，举行人祭的规模也更大，说明商朝的人祭文化此时已基本 定型。<br />
考古工作者在小双桥也采取了粮食浮选法：颗粒数量仍是粟米占 绝大多数，27折算成重量，粟米居首位，接下来的排名依次是小麦、 水稻和黍米。这说明夏朝一二里头时期水稻独大的格局已渐行渐远， 湿热气候的顶峰正在过去，黄河南岸逐渐回归旱作农业。<br />
表六：小双桥遗址出土粮食颗粒及折合重量<br />
粟<br />
水稻<br />
小麦<br />
黍<br />
合计<br />
粒数<br />
1409<br />
94<br />
127<br />
51<br />
1681<br />
千粒重（克）<br />
2<br />
16<br />
16<br />
7<br />
粒数占比<br />
83.8%<br />
5.6%<br />
7.6%<br />
3.0%<br />
折合克数<br />
2.8<br />
1.5<br />
2.03<br />
0.36<br />
6.69<br />
重量占比<br />
41.9%<br />
22.4%<br />
30.3%<br />
5.4%<br />
比起殷墟，早商和中商的考古起步晚，成果也很有限，比如，一 直没在郑州和偃师商城发现王室和贵族墓葬区。从殷墟考古看，晚商 最盛大的人祭场在王陵区内，所以我们目前见到的早商和中商的人祭 场可能还不是当年的主体。<br />
早商和中商共约三百年，在这期间，商人的人祭行为迅速增加， 屠杀方式也越来越残忍,虽然可能有过用铜器代替人献祭的改革尝试， 但也只是昙花一现。商文明的基本特征已经定型：文字、青铜技术、 巨大城池，以及崇尚暴力、热衷人祭的文化。此外，早商的神奇扩张 和庞大的仓储设施也是独一无二的，只是那个时代的辉煌和野蛮已经 无法完整复原。<br />
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o谢拉赫认为，在“早期国家”或“复杂酋 邦”阶段，社会开始变得更复杂，王权刚刚出现，统治者发现自己的 统治体系还不够发达，急需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护权力，从而导 致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的产生。28不过，为何战争与人祭可以铸 牢新兴王权，吉迪却没有多谈。结合前文对新石器末期到中商这上千 年人祭历程的梳理，本书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：理论层面，王的 大量献祭（意味着他获得神的福佑）是王权融合神权的标志;现实层面， 战争让本国族的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，从而更巩固了王的权力。<br />
对于吉迪的论述，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背景：“早期国家”之前 的部落甚至村落阶段，人祭行为已经广泛存在，原始时代的宗教（或 者称之为“巫术”）并不缺乏人祭理念。比如，在龙山文化时期的华 北地区，部落间的战争冲突颇为剧烈，多地孕育出“早期国家”的雏 形，而且伴随着较多人祭现象。这有吉迪总结的“统治者希望获得牢 固统治基础”的因素，但似乎战争本身是形成“早期国家”的主要原因， 人祭则更像是战争的副产品。<br />
吉迪的“早期王权倾向乞灵于人祭”的结论，虽符合大多数“早 期国家”的特征，但也难免有例外。比如一度非常辉煌的“良渚古国” 就并未发现人祭遗存，反倒是解体之后，人祭才在良渚文化的局部地 区多了起来。29龙山时代，陶寺和石郎这两个古国几乎同时并存，石 期的人祭很密集,陶寺则比较稀少，但后来却还是同步解体，也就是说, 人祭宗教并没有能够保障石崩的持续繁荣。在当时的华北，像石郎这 种热衷人祭的早期古国要占多数，但都没有逃脱衰亡的命运。<br />
夏朝-二里头古国的人祭遗存也不太多，而且王室的人祭行为还 要比民间少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商朝初期，直到又过了近一百年， 人祭行为才出现爆发式增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