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个族有自己的“邑”，即农业居民点。相对而言，在殷都范围内， 因为人多地少，族邑很密集。邑未必有级别高低的统属关系，商王都 城虽然称为“大邑商”，但在字面上也只是个较大的邑而已。<br />
那些都城之外的部族可能占地数十里，算得上一个小邦国，它们 的主人（族长）可能有“侯”的爵位，统治区就是侯国。“侯”，甲骨 文写作旬，望楼下面的一支箭，意为担任警戒任务的哨所，所以分封 在边地、保卫商朝的部族首领就是侯。在甲骨文里，侯只能是商族人， 投靠商朝的异族方国首领不可能被称为侯。只是商朝以后的人已经不 了解这种分别。<br />
商人的族不仅是血缘家族，也是政治和经济单位，有自己的家族 武装力量，还可以有畜牧业、渔业、手工业和商业。有些族的某种产 业较为发达，如铸铜或制骨，或者贩运某些商品，但他们仍有自己的 农庄产业，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。<br />
从神权法理上说，商王可以剥夺任何一个族长的土地和属民，但 在现实中，这种情况极少，除非该族长有明显的罪错。在商人生活中， 传统习惯法很重要，王不能随意介入各部族的事务。<br />
有些族是历代商王的王子们繁衍出来的，由此获得一块封地和上 面的农夫，或者是从王室直辖区分割出来的，或者是新征服的，从而 建立自己的族邑。<br />
还有些族更古老，在商朝开国之前或者在灭夏的过程中，和商汤 王建立了同盟或依附关系，从而在商朝建立后，被吸纳、同化到广义 的商族之中。从商初考古来看，当时的加盟者非常多元,分别来自岳石、 下七垣、辉卫等文化。在殷墟时代的卜辞中，商王会祭祀一些来自商 王家族之外的“大臣”，如伊尹、巫咸、黄尹，这些人应当是早期加 盟商族的各部落酋长。随着商王家族繁衍得越来越多，这些老资格的 加盟族也就变得疏远了，但仍属于商的政治和文化圈。<br />
商人的族在历史文献里的记载很少，但在考古发现里很多。比 如，商王的甲骨卜辞经常会命令某个人去外地征战，却没有说拨给他 多少兵力，说明此人是族长（侯国之君）,理应带自己的家族武装出征， 不需要专门写出。<br />
卜辞里常出现“多子族”出征的记载,“子”特指商王家族的子弟， “多”是众多之意。王族子弟是和商王亲缘最近的，所以他们的家族 武装也比较好。不过，一位王子繁衍几代之后，会形成一支独立的族，<br />
殷墟范围内的各族邑分布图，圆圈中的族邑符号来自出土青铜器上的“族徽”<br />
bb<br />
商代青铜器上的部分族徽符号<br />
就不再属于“多子族”序列了。<br />
商代贵族重视青铜器，有些礼器和兵器上会铸造主人的名字 或宗族图腾（族徽）。一旦家族繁衍扩大，往往会分成几个不同的 家支，从而族徽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，比如，加上一些小符号以 区别。<br />
商人以族为基本社会单元，这在墓地上表现得非常明显。正所 谓聚族而居，聚族而葬，族墓地一般排列有序，族长与同族成员葬 在一起，位于靠前或居中较尊贵的位置,一般不会脱离族人单独埋葬。 男性族人往往有兵器随葬。族墓地的成员，虽然彼此之间贫富差距 可能较大，但都享有同一块墓地，出土的青铜器上也往往有同样的 族徽。那些被统治的农奴不可能葬入主人家族的墓地，除非作为殉 葬人。<br />
在政治、经济和军事上，商人的“族”有很大的独立性和世袭性。 有些外地的族也是侯国，这属于“分封制”或“封建制”的社会规则。 其基础原理是，因社会发展程度低，交通和通信手段落后，很难采用 官僚制的直接管理方式，故而王权只能承认各商人部族或家族世袭的 权力结构，遵循传统习惯法中的权利和义务原则。商文化有残暴血腥 的一面，但内部的社会又是分权运行的。<br />
王权与家族分封制<br />
由于社会以族为基本单位，没有完备的政府体系，也就没有赋税 和兵役制度。殷商王室和朝廷的开支不是靠在王朝境内普遍征税，而 是由王室自己的产业承担。贵族们会向商王进献各种物品和人员，但 没有量化要求。甲骨卜辞中有各种贵族向商王进献的记录，如牛、羊、 犬、战俘、奴隶、玉石、甲骨、贝和盐（卤）等，但从未提及有额定 的赋税指标。<br />
这种规则之下，商王需要直接管理的王朝事务比较少，其最重要 的事务是组织祭祀和战争，而商人各宗族则承担提供祭祀贡品和战争 兵员（自带装备）的任务。所谓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”这正是家 族分封制而非官僚帝制时代的规则。<br />
甲骨卜辞对祭祀的记载都很简单，一般只记载王的参与，很少记 载其他的参加者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在殷都的相关宗族应当都会有代 表出席。比如，祭祀某位先王时，这位先王后人形成的各宗族应该都 要派代表并携带祭品参加。越是祭祀古老的先王，参与者就越多。祭 祀商王家族之外的先代人物，或者河、岳等自然神，相关部族应该也 会派员参加。<br />
一旦发生战争，商王会直接命令某个或某几个宗族参战，有时 则会集结编组。比如，“登旅万” 6,意思是召集一万人的军队，这应 当是先确定需要的兵力总数，然后向各宗族分摊兵员。有时还要编组 成三个支队，所谓“王做三师，左中右” 从春秋时代的战事来看， 各家贵族的武装不会被打散，只是被编组到更大的作战单位中。各宗 族参战，既是对王的义务，也是抢掠战利品和人口的机会。<br />
因为没有税收体系，所以商王的宫廷开支主要靠王室自己的产 业。商王拥有很多邑（田庄），由王任命的管家（小臣）经营，收获 物属于王室私产。这些王家田庄可能分布在殷都附近，乃至周边数十、 上百里内。殷墟卜辞中经常有祈祷风调雨顺的内容，这应该主要是 商王在关注自家田庄的收成。<br />
商王也有放牧牛羊的牧场。牧工“刍”多是战争中捕获的奴隶， 常有逃亡的记录。王家的邑设有粮库（鹿），商王时常会派人视察。 王宫内还有铸铜作坊，但规模不如宫外的大。关于商王的田庄如何经 营，虽然甲骨卜辞中有些王命令众人耕作和开垦的记录，但更细致的 管理工作应该是由基层小吏来做的。<br />
殷墟的考古还提供了一些颇难解释的现象。比如，商王宫殿里储 存着大量的石头农具。在甲九宫殿基址旁边的窖穴e181中，出土收 割用的石刀444件；8此外，宫殿区的“大连坑”中有石刀过千，石 镰也有多处集中出土，共3640件。9这些石刀和石镰应是集体保存的 农具，多有使用磨损痕迹，使用人可能是王室蓄养的奴隶。也就是说, 这些人连属于自己的农具都没有，生存状况接近家畜。<br />
e181窖穴的埋藏物极多，除了石刀，还有大量卜甲、卜骨、小 件铜器、大量绿松石块，以及金箔（原报告称为“金页”）和金箔制 作的“金花”。这都是王室才会有的财物，看来王室和奴隶们居住 的地方相隔并不远。<br />
需要注意的是，只有殷墟王宫区发现有大量集中存放的石头农具， 其他任何商代聚落，包括殷墟范围内的，都没有类似发现。这意味着 在王室之外，各商人族邑并不采用标准的“奴隶制”劳动形式，而是 由各家农奴自己制备农具。<br />
那么为何只有王室使用这种野蛮且低效的生产方式？这也是一个 历史谜团。<br />
在以“族”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中，商王朝内部的阶级差异和 族群差异往往混杂在一起。都城及周边是商族人最为集中的地区，但 也会有各种来历的贱民部族，以及商人贵族拥有的奴隶。这些奴隶来 自边地战俘，随时会被用来献祭，只是我们还很难确定奴隶所占的人 口比例有多少。<br />
离开都城越远，各地土著人群和商人的语言、风俗差异就越大。 他们多数被本地的商人宗族统治，属于人身权受限制的农奴。在商朝 势力的外围，土著人群开始有自己的首领和部落组织，他们往往要接 受邻近的商人侯国的统治，为侯国缴纳贡赋和服劳役。<br />
这些异族首领，被称为“伯”，甲骨文写作。，其来历不详，和“百” 音形近似，有可能是商人习惯认为异族头领都是百人规模的领导，但 实际上也有大得多的，堪称“方国之君”。<br />
“伯”并非商族人。比如，甲骨卜辞中常出现的“羌方伯”，指的 就是羌人方国的首领。周族的首领，则是“周方伯”。《史记》记载， 周文王曾被商纣王任命为“西伯”。这个称呼是有所依据的，只不过 在周灭商后，后人已不了解“伯”在商文化中的意义了。<br />
异族方伯不一定臣服于商朝，有些还自恃险远，长期和商朝敌对。 商朝亦经常征伐这种异族方国，并用捉获的方伯首领献祭，尤其在殷 商后期，商王对此更是重视。可能商王认为，人牲的地位越高，作为 祭品的价值就越高。<br />
甲骨卜辞显示，长寿的武丁王经常亲征异族地区，特别是西部的 羌人（今山西和陕西地区的土著居民），并用羌俘献祭。武丁王的卜 辞经常记载献祭人牲的数量，相比之下，武丁之后的八位商王都没有 这么活跃，这很可能是因为那时的献祭人牲已越来越依靠边地的侯或 者臣服的伯来提供。但亲征异族一直是商王的荣耀之举，每一位商王 都必须履行，以证明自己是合格的王者。<br />
商王有一种军事征伐的仪式，名“步、甲骨文写作；或很，字 面意思是步行，可能是指商王全副武装带领部队行军。甲骨卜辞中有 大量王“步”的记载。在殷都时代，商王行猎或出征一般会乘坐马车， 但“步”这种古老而威严的仪式一直存在。<br />
在少数情况下，比如身体不适，商王会指定某个贵族代替自己 履行“步”的仪式。卜辞中从来没有其他人自行“步”的记录。在 周族崛起时，周人也学习了 “步”的仪式，比如，有些文献就记载 过周武王“步”而行军，和甲骨卜辞很相似：“王乃步自于周，征伐 商王纣。”（《逸周书o世俘》）<br />
被异族同化及传统沦丧的危险<br />
凭借独步天下的青铜技术，早商王朝曾经扩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， 最典型的例子，便是长江畔的盘龙城商城；但早商的迅猛扩张，也蕴 含着未知的风险。<br />
军事上，远方的殖民城邦虽然可能足以自保，但毕竟和王朝腹地 山河悬隔，身处异族土著的包围之中，由此，商人征服者难免和当地 人互相侵染、同化，从而丢掉商人的精神内核——勇武和人祭宗教， 甚至接受诡异的异族宗教。这是盘龙城发生过的教训。更不可容忍的 是，南土的异族文化还向郑州都城倒流，污染商朝王室，引发了王朝 内战——九世之乱。外来精神污染虽然最终被肃清，但早商的扩张成 果也大半化为泡影。<br />
商朝不可能被武力摧毁，却可能会因异族熏染而堕落。如何维持 地跨千里的广域王朝，让商族保持自己的高贵特性，是早商时代留下 的命题。对此，除了前文所述及的马车技术，武丁王还需要用其他手 段保持商王朝的文化特质，避免被异族腐蚀。<br />
早商不仅疆域过大，殖民城邑前出太远，而且王权也过于发达, 其标志就是郑州和偃师商城庞大的城池与仓储体系。这就需要职业化 官僚团队，而“职业”则意味着脱离原生态的宗族生活，只对雇主, 也就是商王负责，从而丧失传统文化特质。<br />
早商王权还改变了商人的社会结构，特别是偃师和郑州这两座庞 大的城池。传统的商人宗族共同体和城市生活存在矛盾，城内宗族只 能放弃旧有的农业、牧业、手工业兼营的自足模式，成为王权游戏规 则中更为专业化的人群。这是商人传统精神沦丧的起点。<br />
在王权和官僚体系主导的社会规则中，倘若某位商王突发奇想, 要放弃传统的人祭宗教，就像郑州商城晚期曾经发生的一幕，那么, 唯命是从的官僚体系是难以起到纠正作用的——它只能充当王的工 具。幸运的是，郑州最发达的铸铜和制骨作坊都在城外，它们所代表 的群体才是商人传统的保存者,并在内战中挫败了城内欲废人祭的“改 革派”。商族传统精神离不开那些分散而自治的商人族邑，就像美国 的白人精神离不开南方种植园的“红脖子” 一样。<br />
经过九世之乱，当盘庚迁都殷地，开始建造庞大的沮北商城，历 史似乎要复制早商时代的循环。但武丁意识到了这种危险，转而放弃 阻北商城的营建，让各商人族邑自行其是，自由发展，以维持商族旧 有的小共同体社会结构和传统部族生活方式。由此，商人的宗教文化 才能得到维护和传承。<br />
盘龙城的腐化，以及它引发的郑州商城朝廷对传统宗教的背叛, 是武丁王的警钟。或者说，武丁的主要政策都源自对早商朝廷崩溃的 反思。<br />
哪怕获得了马车这种新的统治技术，武丁王也尽量把疆域保持在 可控的安全规模内。过大的疆域会包含太多各色异族，而这会稀释商 族人口，从而带来诸多风险。武丁虽然四面出击，开疆拓土，但他尽 量稳定地推进商朝的势力范围，不做盘龙城那样遥远的跳棋式布局。 王朝统治的异族不需要太多，关键是献给诸神的祭品要足够。<br />
武丁的扩张战争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人祭典礼。那些异族俘虏本 可以作为劳作的奴隶，但人祭宗教是商王朝的精神支柱和商族获得诸 神眷顾的根源，所以，舍弃一点现实的物质利益，也要取悦诸神，维 护商文化的兴旺。<br />
武丁王奠定了殷都的布局和之后二百年殷商文化的基调，其陵墓 虽然已经被毁弃，无法确认，但他的夫人妇好的墓穴却被完整地发掘， 由此，现代人亦可以见识商代王室生活之一斑。<br />
注释<br />
1《尚书o召诰》，它虽然是周人的文献，但体系是商人理念的延续。<br />
2 韩江苏、江林昌：《〈殷本纪〉订补与商史人物徵》，第312页。<br />
3 字形摹写及隶定来自李宗焜《甲骨文字编》，中华书局，2012年。<br />
4 郑若葵：《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》，《中原文物》1995年第3期。<br />
5 张光直：《商文明》。<br />
6《英藏》150正：“辛巳卜，贞：登妇好三千，登旅万，呼伐羌。”<br />
7《粹》597：“王乍（作）三自（师），右、中、左。”<br />
8 石璋如:《第七次殷墟发掘:e区工作报告》，《安阳发掘报告》第四期，1933年,<br />
第722页。<br />
9 何毓灵：《论殷墟手工业布局及其源流》，《考古》2019年第6期。<br />
10 石璋如：《第七次殷墟发掘：e区工作报告》，第722页。<br />
第十二章 王后的社交圈<br />
游客走进安阳殷墟博物苑（宫殿宗庙区）的大门，向左转，能遥 遥看到一位女子的大理石像，手执铜钺，全身戎装，站立在自己墓穴 的展示厅旁边。她就是武丁王的夫人妇好。<br />
1976年，妇好墓被发掘出土，殷商王族的生活由此首次完整地 展示在现代人眼前。商王陵区的墓葬大都已被严重破坏，但位于宫殿 区西南侧的妇好墓却躲过了各种盗墓者的探寻，保存得非常完整。在 武丁王的甲骨卜辞里，经常出现妇好的身影，故而，这位殷商王后的 生前身后事，有很多可以讲述。<br />
侥幸保全的王后墓<br />
殷都王宫区西侧，是阻河溢出的湖沼。湖沼的西南有一片略微高 起的台地，在武丁王营建新王宫时，这里也出现了繁荣的聚落。它距 离王宫只有200米，在这里安家的人，肯定和王室关系密切。这应该 就是妇好的家族，她死后也埋葬在了这里。<br />
妇好墓，长方形墓穴，南北长5.6米，东西宽4米，深7.5米。 发掘时，墓穴底部已经被地下水浸泡，很多随葬品和骨骸是从泥水中 捞出的。共用16人殉葬，墓穴底部的腰坑埋有一人，椁内、棺外埋 有八人，椁室顶部埋有四人，墓穴壁龛埋有三人。此外，还有殉狗六 只。妇好本人的尸骨已经完全腐蚀不见」在商代墓葬中，这比较常见， 很可能是受铺撒的朱砂腐蚀所致。<br />
随葬品保存得非常完整，共有1928件，其中，铜器、玉器和骨 器都各有数百件，铜器总重量达3250斤。很多铜器上有铭文“妇好” 字样，直接证明了墓主的身份。还有铭文“后母辛”：“辛”是妇好的 出生日，用天干日起名是商人的习俗；“后母”，则是她为商王生育过 子女后获得的尊称。<br />
在铜礼器中，仅鼎就有31件，最大的是一对青铜方鼎，高80厘 米，重量分别是256斤和235斤。至于商人最重视的酒器，则有铜辄 53件，铜爵40件，还有各种孟、觥、壶、斗、瞿、卤、罐等。比较 独特的炊器是一件三联赢，它与烧水的底座是一体的，上面有三个可 以单独取下的蒸锅（甑）。还有一件“偶方彝”，表面铸有鸟形、夔龙纹， 以及长鼻大耳的象头，器物整体像一座殿堂,顶盖如“两面坡”式屋顶，<br />
偶方彝<br />
三联就<br />
双虎食人头大钺<br />
下方有屋椽头造型，底座形似房屋的台基。<br />
早商和中商时代，铜器表面的纹饰很少；但到妇好时代，青铜器 表面开始铸满纹饰，显示了殷商时代的艺术和技术的提升。<br />
妇好也是军事统帅，随葬的青铜兵器有钺四把，戈91件，镶57枚, 其中的两件大铜钺有“妇好”铭文，一件有双虎食人头花纹，重18斤； 一件有龙纹，重17斤。加上木柄，这两把铜钺都会超过20斤，显然 礼仪性更强，并不适合做实战兵器。两件小钺铸有“亚启”铭文，属 于实用兵器。部分铜戈体型轻薄，是专门用以陪葬的低成本兵器。<br />
玉器中也有兵器，其中玉戈39件，玉戚九件。玉戚的造型接近 钺，可能是为了增加新意（和铜钺造型有所区别），商人在其两侧增 加了若干道须状装饰。有两件“玉援铜内戈”，用玉作刃部，铜作尾部。 这些玉兵器的用途主要是仪式性的。<br />
还有一件玉扳指，表面有容纳弓弦的细槽，还有钻孔用来穿绳携 带，便于戴在大拇指上拉弓开弦，属于实战兵器。<br />
此外，玉器还有大量璧、玦、璜、琮。有些玦和璜做成了龙虎等 艺术造型。玉琮则保持着良渚文化的基本形状，也有些出现了变异， 如边缘造出扉棱。和良渚古国时期的经典玉琮（瑶山、反山墓葬）相 比，妇好墓的琮形体要小一些，也没有了良渚古国的经典神人兽面纹 饰——只有一件还有良渚兽面纹的简化遗留（编号1003）,但也有了 较大变化，比如兽面出现在玉琮的平面上，而良渚兽面占据的是棱角 的两侧。<br />
玉戚<br />
玉援铜内戈<br />
妇好墓玉扳指 玉琮（编号1003 ）<br />
商文化和良渚文化到底有多少联系？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毕 竟，从良渚文化结束到商朝建立，中间有七百多年，到妇好时代，则 是一千年。但妇好墓中出土的这些玉琮，却又似乎暗示着某些可能性。<br />
作为女性，妇好的墓中还有玉梳两件，以及大量束发的笄，其中 玉笄28枚，骨笄499枚，笄的顶部多雕有鸟、夔龙或人形。纺织工 具则有玉纺轮22件。此外，还有大量玉质动物形小刻刀和动物造型 青铜尺，也和女红织纫工作有关。<br />
妇好墓还出土有六件铜制“弓形器”。考古学者起初不知道这种 器物的用途，后来发现它总是和马车一起出现，于是推断，它应当是 挂在驭者腰前用来系挂缰绳的车马器。看来妇好本人至少拥有六辆马 车。此外，墓中还随葬一对小型玉马雕塑。<br />
除上述礼器、兵器和饰物，墓中还有各种质地的工具，比如，铜 制的斧、凿、铸、锯、铲、镰、小刀、簸箕，以及“多钩形器”和“双 角形器”（这可能是挂物品用的）；石制的，则有铲、锤、杵、磨石等。<br />
妇好墓有大量玉石雕塑工艺品，如玉雕的容器（礼器）篌°玉饰 体型都很小，属于日常的玩物，或者缀在纺织品上的装饰。有些人和 动物雕像是三维立体造型，发掘报告称之为“圆雕”，这在殷商之前 比较少见。<br />
玉器中还有一对杵和臼，臼直径约30厘米，杵长28厘米，应该 是研磨朱砂颜料用的，纹理中渗入了朱红色，研磨面非常光润。下葬 时，这套杵臼是分离的，玉杵放在椁内，臼则是在墓穴上层的填土中 发现的。它们应当不是制作日常化妆品的用具，因为体型比较大，位 置离墓主也比较远。商人崇尚红色，在某些重要场合，如祭祀和战争， 人们可能会在脸上涂抹朱红色。这套杵臼应该是为妇好的部下提供朱 砂染料之用。<br />
商人是用热带海洋的货贝做钱币的，妇好墓内一共发现了 6880 枚货贝。这些货贝都放在棺材内的墓主腰间位置，说明货贝是墓主人 去往天界时最重要的财物，一定要随身携带。<br />
“后善母”铭文拓片<br />
墓中的铜器铭文，除了 “妇好”和“后母辛”，还有一种是“后 等母”。发掘报告认为，萼也是妇好的名。其他铜器铭文，则还有“亚 其”“子束泉”等人名。他们可能是妇好的亲人或同僚，把自己的铜 器赠送给了妇好。<br />
和王陵的对比<br />
王陵的规格比妇好墓大得多。仅从墓穴面积来说，王陵大墓边长 多在20米左右，墓穴底部面积也会超过100平方米，而妇好墓仅接 近40平方米（7米x5.6米），要小很多，而且也没有墓道。王陵内 发现的殉人动辄过百，甚至数百（这还是被破坏之后的残余），妇好 墓则只有16人，相差很多。可以想象，如果王陵区大墓没有被破坏， 随葬品肯定比妇好墓丰富华贵得多。<br />
王陵大墓劫余的文物，有些和妇好墓类似。比如石雕，m1001 出土有蹲坐石兽（虎首人身）像、石枭；m1500出土有石龙、石牛 和石虎各一对。它们的造型和妇好墓中的玉石雕塑有些类似，但体 型较大，长度为三四十厘米。这种石雕工艺品在后世的西周和春秋 亦很少见。<br />
妇好墓出土铜戈91件，王陵区的随葬兵器规模则更大。比如， ml004大墓出土铜盔超过100件（已全部破碎）,铜戈72件（多数带 约1米长的木柄）,铜矛头731件；m1001大墓盗掘后的填土出土骨 镶6583枚。这些是破坏后的残余，不代表完整数字，更可见王陵大 墓之豪奢。2<br />
此外，王陵区的m160并非商王墓葬，它比各商王墓的规模小得 多，著名的“后（司）母戊”大鼎，便是当地村民1939年在此墓盗 挖出土。有学者据此推测，它应当是武丁王的另一位王后“妇娣”的墓。<br />
m160只有一条墓道，1984年发掘时，发现殉38人，比妇好墓 多一倍以上；3 “后母戊”大鼎重达1600多斤，而妇好墓中最大的方 鼎仅重256斤。对比可见,这位“后母戊”的墓葬规格比妇好要高很多o 至于原因，可能是妇娇死得较晚，彼时殷商国力已经更为强大，或者 妇娣之子可能成了王储或下一代商王，所以她的墓葬要更豪华。<br />
商王夫妻的生活<br />
从甲骨卜辞可知，武丁至少有过三位夫人，分别是妣辛、妣戊和 妣癸。“妣”是后世商王对她们的尊称，其中，妣辛就是著名的妇好。<br />
妇好是武丁的第一位夫人，在武丁王时期的甲骨卜辞里，她出现 过二百多次。武丁刚把王宫从河北商城搬迁到阻河南时，大约二十来<br />
《合集》13925正
那些都城之外的部族可能占地数十里，算得上一个小邦国，它们 的主人（族长）可能有“侯”的爵位，统治区就是侯国。“侯”，甲骨 文写作旬，望楼下面的一支箭，意为担任警戒任务的哨所，所以分封 在边地、保卫商朝的部族首领就是侯。在甲骨文里，侯只能是商族人， 投靠商朝的异族方国首领不可能被称为侯。只是商朝以后的人已经不 了解这种分别。<br />
商人的族不仅是血缘家族，也是政治和经济单位，有自己的家族 武装力量，还可以有畜牧业、渔业、手工业和商业。有些族的某种产 业较为发达，如铸铜或制骨，或者贩运某些商品，但他们仍有自己的 农庄产业，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。<br />
从神权法理上说，商王可以剥夺任何一个族长的土地和属民，但 在现实中，这种情况极少，除非该族长有明显的罪错。在商人生活中， 传统习惯法很重要，王不能随意介入各部族的事务。<br />
有些族是历代商王的王子们繁衍出来的，由此获得一块封地和上 面的农夫，或者是从王室直辖区分割出来的，或者是新征服的，从而 建立自己的族邑。<br />
还有些族更古老，在商朝开国之前或者在灭夏的过程中，和商汤 王建立了同盟或依附关系，从而在商朝建立后，被吸纳、同化到广义 的商族之中。从商初考古来看，当时的加盟者非常多元,分别来自岳石、 下七垣、辉卫等文化。在殷墟时代的卜辞中，商王会祭祀一些来自商 王家族之外的“大臣”，如伊尹、巫咸、黄尹，这些人应当是早期加 盟商族的各部落酋长。随着商王家族繁衍得越来越多，这些老资格的 加盟族也就变得疏远了，但仍属于商的政治和文化圈。<br />
商人的族在历史文献里的记载很少，但在考古发现里很多。比 如，商王的甲骨卜辞经常会命令某个人去外地征战，却没有说拨给他 多少兵力，说明此人是族长（侯国之君）,理应带自己的家族武装出征， 不需要专门写出。<br />
卜辞里常出现“多子族”出征的记载,“子”特指商王家族的子弟， “多”是众多之意。王族子弟是和商王亲缘最近的，所以他们的家族 武装也比较好。不过，一位王子繁衍几代之后，会形成一支独立的族，<br />
殷墟范围内的各族邑分布图，圆圈中的族邑符号来自出土青铜器上的“族徽”<br /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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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代青铜器上的部分族徽符号<br />
就不再属于“多子族”序列了。<br />
商代贵族重视青铜器，有些礼器和兵器上会铸造主人的名字 或宗族图腾（族徽）。一旦家族繁衍扩大，往往会分成几个不同的 家支，从而族徽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，比如，加上一些小符号以 区别。<br />
商人以族为基本社会单元，这在墓地上表现得非常明显。正所 谓聚族而居，聚族而葬，族墓地一般排列有序，族长与同族成员葬 在一起，位于靠前或居中较尊贵的位置,一般不会脱离族人单独埋葬。 男性族人往往有兵器随葬。族墓地的成员，虽然彼此之间贫富差距 可能较大，但都享有同一块墓地，出土的青铜器上也往往有同样的 族徽。那些被统治的农奴不可能葬入主人家族的墓地，除非作为殉 葬人。<br />
在政治、经济和军事上，商人的“族”有很大的独立性和世袭性。 有些外地的族也是侯国，这属于“分封制”或“封建制”的社会规则。 其基础原理是，因社会发展程度低，交通和通信手段落后，很难采用 官僚制的直接管理方式，故而王权只能承认各商人部族或家族世袭的 权力结构，遵循传统习惯法中的权利和义务原则。商文化有残暴血腥 的一面，但内部的社会又是分权运行的。<br />
王权与家族分封制<br />
由于社会以族为基本单位，没有完备的政府体系，也就没有赋税 和兵役制度。殷商王室和朝廷的开支不是靠在王朝境内普遍征税，而 是由王室自己的产业承担。贵族们会向商王进献各种物品和人员，但 没有量化要求。甲骨卜辞中有各种贵族向商王进献的记录，如牛、羊、 犬、战俘、奴隶、玉石、甲骨、贝和盐（卤）等，但从未提及有额定 的赋税指标。<br />
这种规则之下，商王需要直接管理的王朝事务比较少，其最重要 的事务是组织祭祀和战争，而商人各宗族则承担提供祭祀贡品和战争 兵员（自带装备）的任务。所谓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”这正是家 族分封制而非官僚帝制时代的规则。<br />
甲骨卜辞对祭祀的记载都很简单，一般只记载王的参与，很少记 载其他的参加者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在殷都的相关宗族应当都会有代 表出席。比如，祭祀某位先王时，这位先王后人形成的各宗族应该都 要派代表并携带祭品参加。越是祭祀古老的先王，参与者就越多。祭 祀商王家族之外的先代人物，或者河、岳等自然神，相关部族应该也 会派员参加。<br />
一旦发生战争，商王会直接命令某个或某几个宗族参战，有时 则会集结编组。比如，“登旅万” 6,意思是召集一万人的军队，这应 当是先确定需要的兵力总数，然后向各宗族分摊兵员。有时还要编组 成三个支队，所谓“王做三师，左中右” 从春秋时代的战事来看， 各家贵族的武装不会被打散，只是被编组到更大的作战单位中。各宗 族参战，既是对王的义务，也是抢掠战利品和人口的机会。<br />
因为没有税收体系，所以商王的宫廷开支主要靠王室自己的产 业。商王拥有很多邑（田庄），由王任命的管家（小臣）经营，收获 物属于王室私产。这些王家田庄可能分布在殷都附近，乃至周边数十、 上百里内。殷墟卜辞中经常有祈祷风调雨顺的内容，这应该主要是 商王在关注自家田庄的收成。<br />
商王也有放牧牛羊的牧场。牧工“刍”多是战争中捕获的奴隶， 常有逃亡的记录。王家的邑设有粮库（鹿），商王时常会派人视察。 王宫内还有铸铜作坊，但规模不如宫外的大。关于商王的田庄如何经 营，虽然甲骨卜辞中有些王命令众人耕作和开垦的记录，但更细致的 管理工作应该是由基层小吏来做的。<br />
殷墟的考古还提供了一些颇难解释的现象。比如，商王宫殿里储 存着大量的石头农具。在甲九宫殿基址旁边的窖穴e181中，出土收 割用的石刀444件；8此外，宫殿区的“大连坑”中有石刀过千，石 镰也有多处集中出土，共3640件。9这些石刀和石镰应是集体保存的 农具，多有使用磨损痕迹，使用人可能是王室蓄养的奴隶。也就是说, 这些人连属于自己的农具都没有，生存状况接近家畜。<br />
e181窖穴的埋藏物极多，除了石刀，还有大量卜甲、卜骨、小 件铜器、大量绿松石块，以及金箔（原报告称为“金页”）和金箔制 作的“金花”。这都是王室才会有的财物，看来王室和奴隶们居住 的地方相隔并不远。<br />
需要注意的是，只有殷墟王宫区发现有大量集中存放的石头农具， 其他任何商代聚落，包括殷墟范围内的，都没有类似发现。这意味着 在王室之外，各商人族邑并不采用标准的“奴隶制”劳动形式，而是 由各家农奴自己制备农具。<br />
那么为何只有王室使用这种野蛮且低效的生产方式？这也是一个 历史谜团。<br />
在以“族”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中，商王朝内部的阶级差异和 族群差异往往混杂在一起。都城及周边是商族人最为集中的地区，但 也会有各种来历的贱民部族，以及商人贵族拥有的奴隶。这些奴隶来 自边地战俘，随时会被用来献祭，只是我们还很难确定奴隶所占的人 口比例有多少。<br />
离开都城越远，各地土著人群和商人的语言、风俗差异就越大。 他们多数被本地的商人宗族统治，属于人身权受限制的农奴。在商朝 势力的外围，土著人群开始有自己的首领和部落组织，他们往往要接 受邻近的商人侯国的统治，为侯国缴纳贡赋和服劳役。<br />
这些异族首领，被称为“伯”，甲骨文写作。，其来历不详，和“百” 音形近似，有可能是商人习惯认为异族头领都是百人规模的领导，但 实际上也有大得多的，堪称“方国之君”。<br />
“伯”并非商族人。比如，甲骨卜辞中常出现的“羌方伯”，指的 就是羌人方国的首领。周族的首领，则是“周方伯”。《史记》记载， 周文王曾被商纣王任命为“西伯”。这个称呼是有所依据的，只不过 在周灭商后，后人已不了解“伯”在商文化中的意义了。<br />
异族方伯不一定臣服于商朝，有些还自恃险远，长期和商朝敌对。 商朝亦经常征伐这种异族方国，并用捉获的方伯首领献祭，尤其在殷 商后期，商王对此更是重视。可能商王认为，人牲的地位越高，作为 祭品的价值就越高。<br />
甲骨卜辞显示，长寿的武丁王经常亲征异族地区，特别是西部的 羌人（今山西和陕西地区的土著居民），并用羌俘献祭。武丁王的卜 辞经常记载献祭人牲的数量，相比之下，武丁之后的八位商王都没有 这么活跃，这很可能是因为那时的献祭人牲已越来越依靠边地的侯或 者臣服的伯来提供。但亲征异族一直是商王的荣耀之举，每一位商王 都必须履行，以证明自己是合格的王者。<br />
商王有一种军事征伐的仪式，名“步、甲骨文写作；或很，字 面意思是步行，可能是指商王全副武装带领部队行军。甲骨卜辞中有 大量王“步”的记载。在殷都时代，商王行猎或出征一般会乘坐马车， 但“步”这种古老而威严的仪式一直存在。<br />
在少数情况下，比如身体不适，商王会指定某个贵族代替自己 履行“步”的仪式。卜辞中从来没有其他人自行“步”的记录。在 周族崛起时，周人也学习了 “步”的仪式，比如，有些文献就记载 过周武王“步”而行军，和甲骨卜辞很相似：“王乃步自于周，征伐 商王纣。”（《逸周书o世俘》）<br />
被异族同化及传统沦丧的危险<br />
凭借独步天下的青铜技术，早商王朝曾经扩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， 最典型的例子，便是长江畔的盘龙城商城；但早商的迅猛扩张，也蕴 含着未知的风险。<br />
军事上，远方的殖民城邦虽然可能足以自保，但毕竟和王朝腹地 山河悬隔，身处异族土著的包围之中，由此，商人征服者难免和当地 人互相侵染、同化，从而丢掉商人的精神内核——勇武和人祭宗教， 甚至接受诡异的异族宗教。这是盘龙城发生过的教训。更不可容忍的 是，南土的异族文化还向郑州都城倒流，污染商朝王室，引发了王朝 内战——九世之乱。外来精神污染虽然最终被肃清，但早商的扩张成 果也大半化为泡影。<br />
商朝不可能被武力摧毁，却可能会因异族熏染而堕落。如何维持 地跨千里的广域王朝，让商族保持自己的高贵特性，是早商时代留下 的命题。对此，除了前文所述及的马车技术，武丁王还需要用其他手 段保持商王朝的文化特质，避免被异族腐蚀。<br />
早商不仅疆域过大，殖民城邑前出太远，而且王权也过于发达, 其标志就是郑州和偃师商城庞大的城池与仓储体系。这就需要职业化 官僚团队，而“职业”则意味着脱离原生态的宗族生活，只对雇主, 也就是商王负责，从而丧失传统文化特质。<br />
早商王权还改变了商人的社会结构，特别是偃师和郑州这两座庞 大的城池。传统的商人宗族共同体和城市生活存在矛盾，城内宗族只 能放弃旧有的农业、牧业、手工业兼营的自足模式，成为王权游戏规 则中更为专业化的人群。这是商人传统精神沦丧的起点。<br />
在王权和官僚体系主导的社会规则中，倘若某位商王突发奇想, 要放弃传统的人祭宗教，就像郑州商城晚期曾经发生的一幕，那么, 唯命是从的官僚体系是难以起到纠正作用的——它只能充当王的工 具。幸运的是，郑州最发达的铸铜和制骨作坊都在城外，它们所代表 的群体才是商人传统的保存者,并在内战中挫败了城内欲废人祭的“改 革派”。商族传统精神离不开那些分散而自治的商人族邑，就像美国 的白人精神离不开南方种植园的“红脖子” 一样。<br />
经过九世之乱，当盘庚迁都殷地，开始建造庞大的沮北商城，历 史似乎要复制早商时代的循环。但武丁意识到了这种危险，转而放弃 阻北商城的营建，让各商人族邑自行其是，自由发展，以维持商族旧 有的小共同体社会结构和传统部族生活方式。由此，商人的宗教文化 才能得到维护和传承。<br />
盘龙城的腐化，以及它引发的郑州商城朝廷对传统宗教的背叛, 是武丁王的警钟。或者说，武丁的主要政策都源自对早商朝廷崩溃的 反思。<br />
哪怕获得了马车这种新的统治技术，武丁王也尽量把疆域保持在 可控的安全规模内。过大的疆域会包含太多各色异族，而这会稀释商 族人口，从而带来诸多风险。武丁虽然四面出击，开疆拓土，但他尽 量稳定地推进商朝的势力范围，不做盘龙城那样遥远的跳棋式布局。 王朝统治的异族不需要太多，关键是献给诸神的祭品要足够。<br />
武丁的扩张战争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人祭典礼。那些异族俘虏本 可以作为劳作的奴隶，但人祭宗教是商王朝的精神支柱和商族获得诸 神眷顾的根源，所以，舍弃一点现实的物质利益，也要取悦诸神，维 护商文化的兴旺。<br />
武丁王奠定了殷都的布局和之后二百年殷商文化的基调，其陵墓 虽然已经被毁弃，无法确认，但他的夫人妇好的墓穴却被完整地发掘， 由此，现代人亦可以见识商代王室生活之一斑。<br />
注释<br />
1《尚书o召诰》，它虽然是周人的文献，但体系是商人理念的延续。<br />
2 韩江苏、江林昌：《〈殷本纪〉订补与商史人物徵》，第312页。<br />
3 字形摹写及隶定来自李宗焜《甲骨文字编》，中华书局，2012年。<br />
4 郑若葵：《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》，《中原文物》1995年第3期。<br />
5 张光直：《商文明》。<br />
6《英藏》150正：“辛巳卜，贞：登妇好三千，登旅万，呼伐羌。”<br />
7《粹》597：“王乍（作）三自（师），右、中、左。”<br />
8 石璋如:《第七次殷墟发掘:e区工作报告》，《安阳发掘报告》第四期，1933年,<br />
第722页。<br />
9 何毓灵：《论殷墟手工业布局及其源流》，《考古》2019年第6期。<br />
10 石璋如：《第七次殷墟发掘：e区工作报告》，第722页。<br />
第十二章 王后的社交圈<br />
游客走进安阳殷墟博物苑（宫殿宗庙区）的大门，向左转，能遥 遥看到一位女子的大理石像，手执铜钺，全身戎装，站立在自己墓穴 的展示厅旁边。她就是武丁王的夫人妇好。<br />
1976年，妇好墓被发掘出土，殷商王族的生活由此首次完整地 展示在现代人眼前。商王陵区的墓葬大都已被严重破坏，但位于宫殿 区西南侧的妇好墓却躲过了各种盗墓者的探寻，保存得非常完整。在 武丁王的甲骨卜辞里，经常出现妇好的身影，故而，这位殷商王后的 生前身后事，有很多可以讲述。<br />
侥幸保全的王后墓<br />
殷都王宫区西侧，是阻河溢出的湖沼。湖沼的西南有一片略微高 起的台地，在武丁王营建新王宫时，这里也出现了繁荣的聚落。它距 离王宫只有200米，在这里安家的人，肯定和王室关系密切。这应该 就是妇好的家族，她死后也埋葬在了这里。<br />
妇好墓，长方形墓穴，南北长5.6米，东西宽4米，深7.5米。 发掘时，墓穴底部已经被地下水浸泡，很多随葬品和骨骸是从泥水中 捞出的。共用16人殉葬，墓穴底部的腰坑埋有一人，椁内、棺外埋 有八人，椁室顶部埋有四人，墓穴壁龛埋有三人。此外，还有殉狗六 只。妇好本人的尸骨已经完全腐蚀不见」在商代墓葬中，这比较常见， 很可能是受铺撒的朱砂腐蚀所致。<br />
随葬品保存得非常完整，共有1928件，其中，铜器、玉器和骨 器都各有数百件，铜器总重量达3250斤。很多铜器上有铭文“妇好” 字样，直接证明了墓主的身份。还有铭文“后母辛”：“辛”是妇好的 出生日，用天干日起名是商人的习俗；“后母”，则是她为商王生育过 子女后获得的尊称。<br />
在铜礼器中，仅鼎就有31件，最大的是一对青铜方鼎，高80厘 米，重量分别是256斤和235斤。至于商人最重视的酒器，则有铜辄 53件，铜爵40件，还有各种孟、觥、壶、斗、瞿、卤、罐等。比较 独特的炊器是一件三联赢，它与烧水的底座是一体的，上面有三个可 以单独取下的蒸锅（甑）。还有一件“偶方彝”，表面铸有鸟形、夔龙纹， 以及长鼻大耳的象头，器物整体像一座殿堂,顶盖如“两面坡”式屋顶，<br />
偶方彝<br />
三联就<br />
双虎食人头大钺<br />
下方有屋椽头造型，底座形似房屋的台基。<br />
早商和中商时代，铜器表面的纹饰很少；但到妇好时代，青铜器 表面开始铸满纹饰，显示了殷商时代的艺术和技术的提升。<br />
妇好也是军事统帅，随葬的青铜兵器有钺四把，戈91件，镶57枚, 其中的两件大铜钺有“妇好”铭文，一件有双虎食人头花纹，重18斤； 一件有龙纹，重17斤。加上木柄，这两把铜钺都会超过20斤，显然 礼仪性更强，并不适合做实战兵器。两件小钺铸有“亚启”铭文，属 于实用兵器。部分铜戈体型轻薄，是专门用以陪葬的低成本兵器。<br />
玉器中也有兵器，其中玉戈39件，玉戚九件。玉戚的造型接近 钺，可能是为了增加新意（和铜钺造型有所区别），商人在其两侧增 加了若干道须状装饰。有两件“玉援铜内戈”，用玉作刃部，铜作尾部。 这些玉兵器的用途主要是仪式性的。<br />
还有一件玉扳指，表面有容纳弓弦的细槽，还有钻孔用来穿绳携 带，便于戴在大拇指上拉弓开弦，属于实战兵器。<br />
此外，玉器还有大量璧、玦、璜、琮。有些玦和璜做成了龙虎等 艺术造型。玉琮则保持着良渚文化的基本形状，也有些出现了变异， 如边缘造出扉棱。和良渚古国时期的经典玉琮（瑶山、反山墓葬）相 比，妇好墓的琮形体要小一些，也没有了良渚古国的经典神人兽面纹 饰——只有一件还有良渚兽面纹的简化遗留（编号1003）,但也有了 较大变化，比如兽面出现在玉琮的平面上，而良渚兽面占据的是棱角 的两侧。<br />
玉戚<br />
玉援铜内戈<br />
妇好墓玉扳指 玉琮（编号1003 ）<br />
商文化和良渚文化到底有多少联系？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毕 竟，从良渚文化结束到商朝建立，中间有七百多年，到妇好时代，则 是一千年。但妇好墓中出土的这些玉琮，却又似乎暗示着某些可能性。<br />
作为女性，妇好的墓中还有玉梳两件，以及大量束发的笄，其中 玉笄28枚，骨笄499枚，笄的顶部多雕有鸟、夔龙或人形。纺织工 具则有玉纺轮22件。此外，还有大量玉质动物形小刻刀和动物造型 青铜尺，也和女红织纫工作有关。<br />
妇好墓还出土有六件铜制“弓形器”。考古学者起初不知道这种 器物的用途，后来发现它总是和马车一起出现，于是推断，它应当是 挂在驭者腰前用来系挂缰绳的车马器。看来妇好本人至少拥有六辆马 车。此外，墓中还随葬一对小型玉马雕塑。<br />
除上述礼器、兵器和饰物，墓中还有各种质地的工具，比如，铜 制的斧、凿、铸、锯、铲、镰、小刀、簸箕，以及“多钩形器”和“双 角形器”（这可能是挂物品用的）；石制的，则有铲、锤、杵、磨石等。<br />
妇好墓有大量玉石雕塑工艺品，如玉雕的容器（礼器）篌°玉饰 体型都很小，属于日常的玩物，或者缀在纺织品上的装饰。有些人和 动物雕像是三维立体造型，发掘报告称之为“圆雕”，这在殷商之前 比较少见。<br />
玉器中还有一对杵和臼，臼直径约30厘米，杵长28厘米，应该 是研磨朱砂颜料用的，纹理中渗入了朱红色，研磨面非常光润。下葬 时，这套杵臼是分离的，玉杵放在椁内，臼则是在墓穴上层的填土中 发现的。它们应当不是制作日常化妆品的用具，因为体型比较大，位 置离墓主也比较远。商人崇尚红色，在某些重要场合，如祭祀和战争， 人们可能会在脸上涂抹朱红色。这套杵臼应该是为妇好的部下提供朱 砂染料之用。<br />
商人是用热带海洋的货贝做钱币的，妇好墓内一共发现了 6880 枚货贝。这些货贝都放在棺材内的墓主腰间位置，说明货贝是墓主人 去往天界时最重要的财物，一定要随身携带。<br />
“后善母”铭文拓片<br />
墓中的铜器铭文，除了 “妇好”和“后母辛”，还有一种是“后 等母”。发掘报告认为，萼也是妇好的名。其他铜器铭文，则还有“亚 其”“子束泉”等人名。他们可能是妇好的亲人或同僚，把自己的铜 器赠送给了妇好。<br />
和王陵的对比<br />
王陵的规格比妇好墓大得多。仅从墓穴面积来说，王陵大墓边长 多在20米左右，墓穴底部面积也会超过100平方米，而妇好墓仅接 近40平方米（7米x5.6米），要小很多，而且也没有墓道。王陵内 发现的殉人动辄过百，甚至数百（这还是被破坏之后的残余），妇好 墓则只有16人，相差很多。可以想象，如果王陵区大墓没有被破坏， 随葬品肯定比妇好墓丰富华贵得多。<br />
王陵大墓劫余的文物，有些和妇好墓类似。比如石雕，m1001 出土有蹲坐石兽（虎首人身）像、石枭；m1500出土有石龙、石牛 和石虎各一对。它们的造型和妇好墓中的玉石雕塑有些类似，但体 型较大，长度为三四十厘米。这种石雕工艺品在后世的西周和春秋 亦很少见。<br />
妇好墓出土铜戈91件，王陵区的随葬兵器规模则更大。比如， ml004大墓出土铜盔超过100件（已全部破碎）,铜戈72件（多数带 约1米长的木柄）,铜矛头731件；m1001大墓盗掘后的填土出土骨 镶6583枚。这些是破坏后的残余，不代表完整数字，更可见王陵大 墓之豪奢。2<br />
此外，王陵区的m160并非商王墓葬，它比各商王墓的规模小得 多，著名的“后（司）母戊”大鼎，便是当地村民1939年在此墓盗 挖出土。有学者据此推测，它应当是武丁王的另一位王后“妇娣”的墓。<br />
m160只有一条墓道，1984年发掘时，发现殉38人，比妇好墓 多一倍以上；3 “后母戊”大鼎重达1600多斤，而妇好墓中最大的方 鼎仅重256斤。对比可见,这位“后母戊”的墓葬规格比妇好要高很多o 至于原因，可能是妇娇死得较晚，彼时殷商国力已经更为强大，或者 妇娣之子可能成了王储或下一代商王，所以她的墓葬要更豪华。<br />
商王夫妻的生活<br />
从甲骨卜辞可知，武丁至少有过三位夫人，分别是妣辛、妣戊和 妣癸。“妣”是后世商王对她们的尊称，其中，妣辛就是著名的妇好。<br />
妇好是武丁的第一位夫人，在武丁王时期的甲骨卜辞里，她出现 过二百多次。武丁刚把王宫从河北商城搬迁到阻河南时，大约二十来<br />
《合集》13925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