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是，前述孔子关于“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后礼，先 罚而后赏，尊而不亲。其民之敝，荡而不静，胜而无耻”的描述，却 又是西周和春秋时期绝无仅有的，不仅不符合周朝官方的政治正确， 而且孔子的信息来源也是个谜。<br />
我们至少知道的是，在孔子的春秋时代，上述“殷人”的特征早 已经消失。宋国是商王族的继承者，但宋国上层已被周人完全同化， 有时固然争强好胜，但主要还是为面子，或者说是周人文化里的“贵 族精神”，绝对不是为了利益的“胜而无耻，<br />
以比孔子早一百多年的宋襄公为例，他最著名的事迹是和楚国的 “泓之战”。宋襄公风格甚高，不肯攻击正在渡河及未成列的楚国军队， 结果惨败，受伤而死，而且死前还振振有词地自我辩护，阐述道义是 战争的首要原则：“君子不重伤，不禽二毛。古之为军也，不以阻隘也。 寡人虽亡国之馀，不鼓不成列。”（《左传o僖公二十二年》）可见，宋襄公 绝对不是“无耻”，而是耻感过分发达。至于崇拜鬼神的程度，宋国 人也不比春秋列国更严重。<br />
但前述孔子关于商周文化之别的评价显示，即便是在周公五百年 之后，应该也还存在着碎片化的关于商朝的真实历史记忆。考虑到孔 子是专职搜集历史文献的学者，待他收集起足够多的关于商朝的碎片 化知识后，是有可能逐渐拼合出一些“非官方”版本的真实历史的。<br />
其实，这在《论语》里有些迹象。<br />
在周公版的历史中，商人从没有过残忍的人祭宗教，商朝的灭亡 只是因为纣王-帝辛个人的道德堕落，但孔子的学生子贡却试图为纣 王“翻案”：<br />
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 归焉。（《论语o子张》）<br />
大意是说，纣王的恶行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过分，这就像是一个地 方被当成了垃圾场，人们就专门往那里丢垃圾，纣王的形象也是被这 样堆积出来的。<br />
在《论语》中，这段话是和子贡为晚年孔子辩护的几段话放在 一起的。子贡是孔子晚年最信赖的学生，孔门十哲之一，复姓端木， 殷商旧地卫国人，所以很可能也是商人后裔。这么说来，他和孔子 可能有遥远的同族亲缘。据此，这师徒二人显然交流过一些官方版 之外的商代秘史。子贡这段话被载入《论语》，说明编辑《论语》的 孔门弟子认可其权威性。<br />
而孔子很可能就是从《易经》开始探索真实的商代的。从可靠的 文献史料看，孔子平生从不关注“算命”问题，也从未给自己或别人 占算过命运，不管是用甲骨还是易卦。孔子最常谈论的是诗、书、礼、 乐，但他几乎从未对《易经》发表过评论。<br />
然而，到了晚年，孔子却突然对《易经》产生了兴趣，他说：<br />
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。<br />
《论语o述而》里的这则记载很可靠，但具体含义有争议。有人将其 解读为：“我如果能多活几年，比如五年或十年，用来学习《易经》, 就不会有大错误了！”或者：“如果这几年我能重新再来一次，我会 从五十岁开始学习《易经》，也就不会有大错误了！”<br />
不管是哪种解释，这都是孔子晚年才会有的感慨。《史记》与此 相关的记载是，孔子晚年频繁地研读《易经》，结果编竹简的皮条磨 损严重，经常断裂，所谓“韦编三绝”。<br />
孔子晚而喜易，序彖、系、象、说卦、文言。读易，韦编三 绝。日：“假我数年，若是，我于易则彬彬矣。”（《史记o孔子世家》）<br />
《礼记o礼运》还记载，孔子曾对弟子言偃（子游）说：<br />
我欲观殷道，是故之宋，而不足徵也，吾得《坤乾》焉。<br />
为之做“正义”的唐代学者孔颖达认为，这部《坤乾》是殷商（宋） 人版本的易卦占算书，“谓得殷家阴阳之书也”，它的坤卦排在乾卦前 面，和《易经》相反，所以称为《坤乾》。<br />
这个说法已经难以验证，但在此之前，孔子肯定有机会读到文王 的《易经》。如前所述，韩宣子访问鲁国，“观书于大史氏，见《易象》 与鲁《春秋》'，而孔子离开鲁国去宋国，发生在他五十七岁这年，也 就是说，从五十岁到五十六岁期间，他一直身处鲁国高层，完全有条 件读到官方收藏的周公注解版《易经》。<br />
作为周公后人，鲁国人对《易经》的理解可能非常阳光，完全沿 用周公《象辞》的曲解，从而使孔子没有意识到它的史料价值。但当 在宋国得到《坤乾》时，孔子却可能会获悉某些保存于《易经》中的 真实的商周之际历史，毕竟，作为商人后裔的宋国最有可能保存这种 暗黑记忆。<br />
司马迁认为，《易传》里的《系辞》是孔子所作。其实，这应当 是孔门弟子记录的孔子观点。《系辞》对《易经》（文王卦爻辞）的来 历有个推测，认为它是殷商末期周族兴起时的产物，内容主要是周文 王和商纣王交往的事件，所以充满了危机之辞，所谓：<br />
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世、周之盛德邪？当文王与纣之 事邪？是故其辞危。<br />
此外，《系辞》还认为《易经》的作者充满了忧患之情：<br />
作《易》者，其有忧患乎？<br />
这种理解已经很接近真实的文王时期，而和周公的《象辞》很不 一致，说明五十七岁之后的孔子已发掘出越来越多当年被周公隐藏的 真相（商朝的血祭文化）。但是，孔子没有继续点破真相，而是频繁 地翻检《易经》，以至“韦编三绝”。或许，孔子正是想从隐晦而杂乱 的文王卦爻辞中复原出尽可能多的内容。<br />
今天的我们对商代的有效知识主要来自出土的遗址和甲骨文，而 这只是商代极为有限的局部片段，犹如管中窥豹；而孔子通过收集当 时的口述史与文献（孔子能见到的文献要比今天多得多）也同样可以 建立起一部分有效知识。因此，孔子对商代的认知和现代人的认知应 当存在一些交集，但也会有互不重合的部分。<br />
可以合理推测，孔子应该就是在逐渐认知真实商朝文化的过程 中，更加理解了周公当年为何一定要埋葬商朝的真历史而重构一套夏 商史。<br />
孔子是商王族后裔，他应该会感念周公给了商人生存的机会，还 替他们抹去了血腥人祭的记忆，让子孙后代不必活在羞辱中。周公的 这些宽容而伟大的事迹，被他自己掩埋五百年，又终被孔子再次破译。 这或许才是他衷心服膺周公的根本原因。<br />
孔子甚至常常梦到周公，而周公本以为武王解梦著称。只有到临 终前，孔子才感慨很难梦到周公了 ：<br />
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。（《论语o述而》）<br />
在传统的历史叙事框架中，孔子梦周公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让人 理解，甚至有些人还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虚假，但将其放在真实的商 周之际的历史背景中就好理解了 ：越是接近商文化的残酷真相，孔子 就越是对周公有真正的理解和感激。换句话说，从民族间的征服与杀 戮走向和解与融合，孔子是受益者，也是这段隐秘史的破译者。他有 太多想说又不能明说的，只能在梦中倾诉。<br />
附录：孔子晚年编辑“六经”<br />
孔子晚年最重大的工作，是编辑儒家经典“六经”。<br />
这是按照周公精神对历史文献进行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整理。 “六经”成书后，从上古到孔子时代的历史叙事的权威版本就此诞生， 也标志着周公开创新华夏、埋葬旧华夏的工作得以正式完成。而孔子 则以此向周公致敬，并参与、发展了周公的事业。<br />
本书目的之一是再现夏商周更迭的历史，所以使用了 “六经”中 的很多史料素材，但也对有些史料进行了辨析，指出其不可靠或刻意 作伪之处。<br />
“六经”具体是指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仪礼》《乐经》《易经》《春秋》。 其中，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易经》包含大量商周易代时期的史料。在“六 经”成书之前，社会上传抄流行的主要是单篇文章，真伪混杂，质量 良莠不齐。为此，孔子选择了最可信且符合周公精神的汇编成书，而 不符合这两点的篇章就逐渐失传了。<br />
《诗经》记载了周族从姜嫄、后稷以来的多篇史诗，包括周族早 期历史、文王确立翦商大计、武王的灭商战争、周公平定三监叛乱以 及对商文化的改造等，属于经过周公修订的官方正式版本。<br />
孔子继承周公事业的用心，则主要表现在他对《尚书》的编辑 和选裁上。<br />
书是文献之意，《尚书》就是古代的文献。按时间顺序，《尚书》 分为《虞书》（尧舜禹时期）、《夏书》、《商书》和《周书》。在收入“六 经”之前，《尚书》中各篇都是单行本，基本规律是越古老的越不可信， 内容大都是西周及之后的人按照周公重写上古历史的精神，虚构了尧 舜禹和夏商时期的很多帝王故事和讲话稿，基本是周公式的道德说教， 不具备史料价值。当然，也会有个别真正的商代文献，比如盘庚迁都 的讲话稿，内容上和周公精神抵触不大，或者已经被周公授意删削过， 所以保留了下来。总之，这些真真假假的篇章被孔子分别收入了《尚书》 的《虞书》《夏书》和《商书》部分。<br />
而《周书》部分，则多数是周朝的官方文献，作伪的成分较少， 而且肯定符合周公精神，所以在整部《尚书》里，商末周初这部分占 的比重最大。<br />
以上是孔子认为符合周公精神、被收入《尚书》的文稿。此外， 在西周朝，还有人写了一些关于商周之际的历史篇章，他们显然部分 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，但并不完全遵循周公精神，所以和周公版文献 很不一样。比如，有些文稿记载，灭商之前的武王生活在对商朝的恐 惧之中，经常夜不成寐，需要周公的宽慰，但里面记载的周公的长篇 大论有明显的虚构成分，因为兄弟二人的深夜谈话不可能被如实记录 下来。还有的文稿记载了武王灭商后曾大量屠杀商人俘虏进行献祭, 但关于人祭过程的描写不仅完全符合殷墟甲骨卜辞的记录，而且比卜 辞更细致，这显然也不符合周公精神。<br />
这些稍有违背周公精神的历史篇章，并没有被孔子收录进《尚 书》，但经过孔门的汇集、抄写和校勘，也形成了一个汇编本，被命 名为《逸周书》，意思是“未能收入《尚书o周书》的文献”。开始的 时候，《逸周书》可能只保存在孔门内部，只有少数弟子说得清这部 离经叛道的书的来历。而到了战国之后，真正的商代历史已经被彻底 遗忘，以“六经”为代表的周公版历史成了唯一的存在，所以《逸周 书》虽然没有失传，但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里，处境一直比较尴尬， 不太受学者重视。只有到现代考古学诞生和商代遗址发掘后，人们这 才发现，它的有些内容居然很符合商文化的本来面貌。<br />
至于《易经》，孔子虽然很精准地选择了文王而非春秋时流行的 其他版本（如本书所述，文王的《易经》隐含的商末往事很多，周公 的《象辞》其实是对文王原意的掩盖和曲解），但却继续奉行周公的 原则，在给弟子讲授《易经》时，尽量避开商末的真实历史，重点从 《易经》文本引申出宇宙秩序和社会伦理。这些讲授被他的学生整理 成《文言》《系辞》《说卦》《序卦》等篇章，与周公《象传》合编在 一起，被称为《易传》（对《易经》的解释）。8文王的《易经》和之 后的《易传》,则被后人合称为《周易》。因此，要还原文王时代的历史， 必须研究文王《易经》本身，而非《易传》，这样才能避免周公和孔 子刻意制造的误导。<br />
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，周王室早已丧失权威，诸侯列国并不真 正关心所谓文化建设或王朝合法性问题，编辑“六经”可以说完全是 孔子个人的追求，但此举确实继承了周公的事业，实现了周公的目的： 掩埋真正的商文化，用重构的道德历史建构华夏文明起源。<br />
周公在事实上扭转了历史进程，改变了人们的认知；孔子则把这 一切文本成果汇总起来，形成盖棺定论的“六经”经典，传递给后世: 华夏文明的源头就是如此，再无其他。<br />
当然，孔子编辑“六经”的作用不止于此，其中还保存了从西周 创立直到孔子时代的文化成果,这就是周人贵族社会的诗歌（《诗经》）、 礼俗（《仪礼》）和历史（《春秋》）。<br />
可以说，“六经”是截至孔子时代的符合周公精神的华夏世界社 会历史知识的总集，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基石，也是传统时代的人们了 解商周及更早时代的几乎唯一信息源。换句话说，“六经”决定了华 夏新文明独有的内核与特质，是华夏新文明的源代码。孔子时代尚还 保留着一些关于真实商文化的口传记忆，但到战国初年，伴随着各国 的变法运动，贵族社会逐渐瓦解，新的集权君主制和官僚制国家机器 建立了起来，而在这巨大的社会动荡和重组中，即便稍有文化的人也 都只能忙于适应大变革，无人会留心渺茫的上古历史传说。就这样， 有关商文化的残余记忆终于彻底失传。<br />
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，还曾先后出现道、墨、法、名、兵等学派， 但它们所拥有的古典知识根本无法和儒家相提并论，何况其对上古历 史的认识也只能来自儒家“六经”，因此，即使对儒家理论有所不满， 也无法脱离儒家知识走太远。<br />
概而言之，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，是神权退场，这让中国的 文化过于“早熟”；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，是贵族退场，这让中 国的政治过于“早熟”。而在其他诸人类文明中，神权和贵族政治的 退场，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所谓近现代时期。<br />
周公和孔子的努力维持了两三千年，直到考古学家的铲子挖出夏、<br />
商遗址，被“六经”等古文献掩盖和误读的历史真实，才得到重新诠 释与复原。<br />
我们被考古学改变的认知，不只是夏商。<br />
注释<br />
1 杜勇:《尚书o周初八诰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206页。另， 在《尚书o盘庚》中，盘庚的发言中也有“天命”，但陈梦家认为，“商人称‘帝 命’，无作天命者，天命乃周人之说法……此亦战国宋人之拟作”。参见陈梦 家《尚书通论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207页。本书认为，《盘庚》中的“天 命”可能有西周之后的改动，但该文主体仍是盘庚时代的作品。<br />
2 周公这方面的理论主张在《尚书o无逸》篇中体现较多。<br />
3 按后世孔孟儒家的学说，能够完成这种角色的王者，就是“圣人”。在周公 时代的文献中，“圣”字出现得还不多，在《尚书o多方》篇中，成王云“惟 圣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圣”，但其含义较模糊。<br />
4《礼记o表记》。这里区分了鬼和神，鬼指死者（先祖）的魂灵，神指上帝等 至高神或自然神。<br />
5 “象传”分大、小两种，解释卦辞的是“大象传”，解释爻辞的是“小象传”。此外， 还有一种解释卦辞的“彖传”很可能也是周公所作。<br />
6《左传o昭公二年》：（韩宣子访问鲁国）观书于大史氏，见《易象》与鲁《春 秋》，曰：“周礼尽在鲁矣！吾乃今知周公之德，与周之所以王也！”关于《易 传o象传》的作者,史书有不同说法,《史记》认为是孔子所作。参见李学勤《周 易经传溯源》，长春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46页。<br />
7 秦国占卜师卜徒父说:“其卦遇《蛊》，曰：‘千乘三去，三去之余，获其雄狐。' 乃大吉也！ ”这里引用的卦爻辞不属于文王《易经》。参见《左传僖公十五年》。<br />
8《史记o孔子世家》说，孔子晚年为《易经》撰写了很多种注解，所谓《十翼》 或《易传》。但司马迁这个说法有些问题，因为《十翼》并不都是孔子所写， 如《象传》和《彖传》可能是周公作品。其他篇章里常出现“子曰”，孔子 自己肯定不会这样写，它们应当是孔门弟子编写的。《周易》经传的详细知识， 可参考廖明春《周易经传十五讲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2年。<br />
这本书的内容，也许会让人觉得有些陌生，甚至不适。不过，从 “学术史”的角度来说，它也有很多年的酝酿过程，以及幸运的环境。<br />
对历史有些了解的人，大都知道商朝存在人祭行为，但关于人祭 的消亡，用心探究过的人还不多，可能大都默认它伴随着历史的“进 化”历程而自然淡出了吧。这方面我有点幸运，能接触到一些较前沿 的专业知识：我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文科实验班，当时和历史系的 两位同学交流得比较多，一位是和我同级的韩魏兄，一位是高一级的 林鹄兄，他们都是先秦史方向，后来拿的也是考古学的学位。韩巍的 硕士论文是关于西周初年殷商遗民的丧葬习俗的，里面提到当时的殷 商遗民还保留着“腰坑殉狗”及殉人的传统，跟同时的周人墓葬截然 不同。那时我常听韩巍聊起这些，所以就有了一些这样的认知：商文 化与周文化很不一样。由此推论下来，商人的人祭习俗，也应当是在 周朝的大环境里被禁绝的。林鹄兄的硕士论文则是关于周人的族姓观 念的，他认为，商人等东方族群本来没有族姓，周人灭商之后才赋予 了他们族姓，这个观点我也用到了本书中。所以，本书的很多缘起可 以追溯到本世纪初。<br />
后来，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，我本想进入上古史领域， 不过最终毕业论文的题目选的却是中古史，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南北战 争，因此告别了上古史若干年。到2012年夏，毕业论文已经完成， 又想起了昔日关注的上古史的很多问题。有一次，和研究生同窗、对 摄影和影视造诣较深的曲直兄聊天时，又说起了商代人祭，他便推荐 我去看梅尔o吉布森的《启示》（2006）, 一部关于阿兹特克文明的人 祭题材的电影。我看了之后的感觉是，和商朝的考古有许多呼应之处， 而且电影还提供了直观的视听效果，让我似乎看到了商纣王、周文王 时代那些活生生的画面。这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很重要，它让殷墟人 祭坑中的累累枯骨再次复活起来，所以我那时便准备动手写一篇文章， 这便是后来的《周灭商与华夏新生》。<br />
很巧的是，当时林鹄兄和我住得很近，他那时已拿到芝加哥大学 的人类学博士学位（西方的考古学属于人类学），正在清华大学历史 系做博士后。所以，那个夏天我们又能常在一起聊了。有一次，我们 一起骑车去韩巍在蔚秀园的家，在颐和园路上又聊起了商周变迁，惊 奇地发现我们居然想到一起了，都猜测周公在废除人祭的历史转折上 有关键作用。当天，林鹄兄便把他的一篇与此相关的会议报告发给了 我，其中考古部分的内容被我用到了《周灭商与华夏新生》一文中。 这篇文章发在2012年的《读库》第5期。<br />
回想起来，我能进入这个领域，受惠于韩巍和林鹄之处颇多。<br />
博士毕业后，我到新疆大学工作，其间几度想把《周灭商与华夏 新生》一文写成专书，因为我想写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书，展 现中国历史这条巨流之河如何从远古汇聚、奔涌而下，而用新石器到 商周之变做开篇最合适——从头写下来，也免去了每次交代历史背景 的麻烦。我曾写过孔子,写过刘寄奴刘裕，也都算是这个系列中的部分。<br />
按我最初的计划，写上古，就不能再局限于商周之际，要从新石 器开始，把中国早期文明产生的全过程，以及人祭宗教的来龙去脉都 写出来。这意味着考古学的内容会占一大半，难度很大，毕竟进入一 个新领域需要时间成本，像王国维、郭沫若、陈梦家等先贤“触类旁通” 的学科拓荒时代早已过去，现代学术的数量积累已经很大，学者的研 究方向也都变得深而窄，学术生涯大都只能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生发、 拓展，进而成为特定领域的“专家”。换句话说，到中晚年又另起炉灶、 做大跨度跳跃的可能性，已经很低了。我曾几度尝试，只感到无暇亦 无力再进入新石器与夏商的考古世界。不过，当时也形成了少量文字 积累，如本书中关于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一章。<br />
到2019年春，韩巍赠了我一系列多年收集的考古报告与上古文 献。而在这年，我对《周易》也有了新的发现，原来其中有大量的周 文王个人经历的记录，于是便再度萌生了书写上古史的念头。2020 年疫情初起时，我辞去教职，获得了自由时间，先在安阳、洛阳小住 过一段时间，看过殷墟和二里头遗址后，搬进了成都郊外的一处租住 房屋，再次进入了新石器和上古世界。<br />
我喜欢一个人在地广人稀的地方游历，让自己融入未曾见识的风 光之中。在进入成堆的考古报告之前，我也曾想象，那会是一趟去往 原始时代的新奇旅行，但未曾料到，探究人祭之源会如此令人压抑。 我搞过战争史，史书中固然充满战争、死亡，但文字过滤掉了感性直 观的认知，很难让人产生“代人感”。而面对惨死尸骨的照片，尝试 还原人祭杀戮现场，进入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心理世界，我常感到无力 承受。<br />
这是一场无法解脱的恐怖之旅，犹如独自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。<br />
那时也经常问自己，用一辈子里这么长一段时间，搞这种阴沉苦 闷的工作，值得吗？无奈中也安慰自己：写史写到这种状态，怕也是 一种难得的经历……<br />
仅凭千载之后的残骨照片、发掘线图和文字描述，做一点设身处<br />
地的想象，就已经如此不堪重负，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又会如何？<br />
所以，最后统稿时，我拿掉了基本成形的关于新石器时代的部分, 只用了一章做简短介绍，不然，全书会更漫长和压抑，我可能无法坚 持到最后。<br />
如果是讨论上古时代的人的衣食住行，比如住的房子、使用的器 物、种植的庄稼，会觉得他们和我们现代人差别不大；但如果是探究 人祭问题，我总觉得无法理解他们，看得越多，就越是感觉陌生。因此， 关于人祭宗教的起源，以及早商时期人祭规模突然增加的根源，本书 尝试做出的解释注定是粗疏而平庸的，这种宗教的信奉者如果有机会 发言，应该能提供更高明的说法。<br />
进入人祭的领域后，我最关注的，其实是哪些古人群没有人祭遗 存，或者比较少。我宁愿相信陶寺和二里头古国的人祭都不太多，也 认为商朝中期还曾发生过一场反人祭的上层宗教改革。证据也许还不 算多，但总应该有那么一点东西，让人维持哪怕微茫的希望。<br />
我曾长期有一个困惑，那就是孔子对商周之变是否知情。之前十 余年里，我写过两个版本的孔子传记，都曾重点讨论孔子编辑的“六 经”及其反映的上古社会，但彼时尚未找到关于人祭记忆的证据，总 有难以言表的遗憾。而这次，经过对《周易》的解读，我逐渐推测到， 孔子晚年应当是接触到了商周之际的部分历史真相，儒家“六经”也 和后世惯常的认知很不一样。这是我之前很难想象的历史维度。<br />
本书利用了较多考古学领域的发掘成果，应当对考古人的工作致 谢。除了本书正文中引用的报告和著作，不能不提及考古学大家严文 明先生：他不仅对新石器时代的人祭有深入且独到的观察，如邯郸涧 沟遗址的头盖骨剥皮现象、新沂花厅遗址的族群征服与人殉等，而且 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论述尤为深刻一一从“大两河”（长江和黄河两大 流域）文化互动的过程来观察中国早期文明的萌生。这要比文明起源 的“中原中心论”或“多元论”更为深入。本书虽然未收录新石器时 代部分，但关于夏朝一二里头稻作为主的讨论，也有受严文明先生启 发之处。稻作农业在华北新石器晚期的作用，及其与中国早期文明的 关系，可能会是一个越来越显著的学术问题。<br />
本书的写作过程难免压抑，但回首再看的话，通过大量考古发掘 报告，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历程做一次鸟瞰式的巡览，也是颇为难 得的经历。如果说有什么宏观的感受，那就是：我觉得中国文明的重 要特点是体量太大，这是黄河、长江流域及周边的宜农地理环境决定 的；但地理也决定了古中国比较封闭，和其他文明的交流不那么便捷， 缺少参照物，独自“摸黑走路”的过程有点漫长。换句话说，要想从 那个时代走出来，主要靠文明内部的自我调节的话，付出的代价会格 外大。<br />
在本书写作期间，应该感谢的师友还有很多。大学时代的旧交杜 波兄，在我移家成都后提供了很多帮助。昔日老杜入蜀为客，今日老 杜蓉城作主，皆令人感喟唏嘘。研究生时的同窗、陕西师范大学的牛 敬飞兄，为我查阅图书资料提供了诸多帮助。2020年初，我有缘探 访周原遗址，包括深锁在红砖院墙中的“文王大宅”基址，彼时就投 宿在牛敬飞兄家中。带我观摩周原遗址的，还有陕师大的王向辉兄。 春寒雨雪时节，在牛兄书房纵论商周旧事，切磋上古学问，是写作期 间一掬难得的开心，也让我想起钱钱锤书先生的一句话：“大抵学问 是荒江野老屋中，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。”<br />
还有很多曾经帮助我的师友，这里无法一一列举，他们对我最大 的支持，其实是心理上的，让我意识到除了祭祀坑里的尸骨，这世界 上还有别的东西。<br />
也许，人不应当凝视深渊；虽然深渊就在那里。<br />
始于一页，抵达世界<br /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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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带有界碑性质——作者攀爬到了该研究领域的顶端，还将是同类研究和写作绕 不过去的作品。同时，它还设立了一个出发点：凡对古典中国思想、信仰、伦理、 心态、风俗，以及军事、政治、制度、规则有兴趣的研究者或普通读者，可以先从 这本书开始你的探索。该部作品还是过往几十年社会承平和财富积累的结晶，让我 们再次进入幽暗的历史通道前，一窥我们这群人何以如此，何以至今。它将予我们 鼓励，认识自己，直面未来。<br />
——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<br />
一部好的历史著作，不仅要数学家的逻辑，还要文学家的想象。由此观之，李硕的 《翦商》，宏大处堂堂正正，细微处绵绵实实：详述了人祭现象在早期华夏文明的 出现和消失，以及为什么“武王克商〃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权更替,.更是华夏文 明形成史上的里程碑式的革命。因此，我愿意以"商周变革"来归纳李硕的洞见： 对于华夏文明而言,这场变革比两千年后的唐宋变革的意义更深、更远！<br />
--杨斌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，西泠印社社员<br />
国之大事，在祀1与戎。作者以流畅的文字和专业的视野，从人祭开始，讲述了商朝 的祭祀与战争为何有如此紧密的联系，以及殷周之变是如何发生的。<br />
——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<br />
王国维之后，商周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；而李硕则把这一重要 性，形象生动地描画了出来。
我们至少知道的是，在孔子的春秋时代，上述“殷人”的特征早 已经消失。宋国是商王族的继承者，但宋国上层已被周人完全同化， 有时固然争强好胜，但主要还是为面子，或者说是周人文化里的“贵 族精神”，绝对不是为了利益的“胜而无耻，<br />
以比孔子早一百多年的宋襄公为例，他最著名的事迹是和楚国的 “泓之战”。宋襄公风格甚高，不肯攻击正在渡河及未成列的楚国军队， 结果惨败，受伤而死，而且死前还振振有词地自我辩护，阐述道义是 战争的首要原则：“君子不重伤，不禽二毛。古之为军也，不以阻隘也。 寡人虽亡国之馀，不鼓不成列。”（《左传o僖公二十二年》）可见，宋襄公 绝对不是“无耻”，而是耻感过分发达。至于崇拜鬼神的程度，宋国 人也不比春秋列国更严重。<br />
但前述孔子关于商周文化之别的评价显示，即便是在周公五百年 之后，应该也还存在着碎片化的关于商朝的真实历史记忆。考虑到孔 子是专职搜集历史文献的学者，待他收集起足够多的关于商朝的碎片 化知识后，是有可能逐渐拼合出一些“非官方”版本的真实历史的。<br />
其实，这在《论语》里有些迹象。<br />
在周公版的历史中，商人从没有过残忍的人祭宗教，商朝的灭亡 只是因为纣王-帝辛个人的道德堕落，但孔子的学生子贡却试图为纣 王“翻案”：<br />
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 归焉。（《论语o子张》）<br />
大意是说，纣王的恶行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过分，这就像是一个地 方被当成了垃圾场，人们就专门往那里丢垃圾，纣王的形象也是被这 样堆积出来的。<br />
在《论语》中，这段话是和子贡为晚年孔子辩护的几段话放在 一起的。子贡是孔子晚年最信赖的学生，孔门十哲之一，复姓端木， 殷商旧地卫国人，所以很可能也是商人后裔。这么说来，他和孔子 可能有遥远的同族亲缘。据此，这师徒二人显然交流过一些官方版 之外的商代秘史。子贡这段话被载入《论语》，说明编辑《论语》的 孔门弟子认可其权威性。<br />
而孔子很可能就是从《易经》开始探索真实的商代的。从可靠的 文献史料看，孔子平生从不关注“算命”问题，也从未给自己或别人 占算过命运，不管是用甲骨还是易卦。孔子最常谈论的是诗、书、礼、 乐，但他几乎从未对《易经》发表过评论。<br />
然而，到了晚年，孔子却突然对《易经》产生了兴趣，他说：<br />
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。<br />
《论语o述而》里的这则记载很可靠，但具体含义有争议。有人将其 解读为：“我如果能多活几年，比如五年或十年，用来学习《易经》, 就不会有大错误了！”或者：“如果这几年我能重新再来一次，我会 从五十岁开始学习《易经》，也就不会有大错误了！”<br />
不管是哪种解释，这都是孔子晚年才会有的感慨。《史记》与此 相关的记载是，孔子晚年频繁地研读《易经》，结果编竹简的皮条磨 损严重，经常断裂，所谓“韦编三绝”。<br />
孔子晚而喜易，序彖、系、象、说卦、文言。读易，韦编三 绝。日：“假我数年，若是，我于易则彬彬矣。”（《史记o孔子世家》）<br />
《礼记o礼运》还记载，孔子曾对弟子言偃（子游）说：<br />
我欲观殷道，是故之宋，而不足徵也，吾得《坤乾》焉。<br />
为之做“正义”的唐代学者孔颖达认为，这部《坤乾》是殷商（宋） 人版本的易卦占算书，“谓得殷家阴阳之书也”，它的坤卦排在乾卦前 面，和《易经》相反，所以称为《坤乾》。<br />
这个说法已经难以验证，但在此之前，孔子肯定有机会读到文王 的《易经》。如前所述，韩宣子访问鲁国，“观书于大史氏，见《易象》 与鲁《春秋》'，而孔子离开鲁国去宋国，发生在他五十七岁这年，也 就是说，从五十岁到五十六岁期间，他一直身处鲁国高层，完全有条 件读到官方收藏的周公注解版《易经》。<br />
作为周公后人，鲁国人对《易经》的理解可能非常阳光，完全沿 用周公《象辞》的曲解，从而使孔子没有意识到它的史料价值。但当 在宋国得到《坤乾》时，孔子却可能会获悉某些保存于《易经》中的 真实的商周之际历史，毕竟，作为商人后裔的宋国最有可能保存这种 暗黑记忆。<br />
司马迁认为，《易传》里的《系辞》是孔子所作。其实，这应当 是孔门弟子记录的孔子观点。《系辞》对《易经》（文王卦爻辞）的来 历有个推测，认为它是殷商末期周族兴起时的产物，内容主要是周文 王和商纣王交往的事件，所以充满了危机之辞，所谓：<br />
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世、周之盛德邪？当文王与纣之 事邪？是故其辞危。<br />
此外，《系辞》还认为《易经》的作者充满了忧患之情：<br />
作《易》者，其有忧患乎？<br />
这种理解已经很接近真实的文王时期，而和周公的《象辞》很不 一致，说明五十七岁之后的孔子已发掘出越来越多当年被周公隐藏的 真相（商朝的血祭文化）。但是，孔子没有继续点破真相，而是频繁 地翻检《易经》，以至“韦编三绝”。或许，孔子正是想从隐晦而杂乱 的文王卦爻辞中复原出尽可能多的内容。<br />
今天的我们对商代的有效知识主要来自出土的遗址和甲骨文，而 这只是商代极为有限的局部片段，犹如管中窥豹；而孔子通过收集当 时的口述史与文献（孔子能见到的文献要比今天多得多）也同样可以 建立起一部分有效知识。因此，孔子对商代的认知和现代人的认知应 当存在一些交集，但也会有互不重合的部分。<br />
可以合理推测，孔子应该就是在逐渐认知真实商朝文化的过程 中，更加理解了周公当年为何一定要埋葬商朝的真历史而重构一套夏 商史。<br />
孔子是商王族后裔，他应该会感念周公给了商人生存的机会，还 替他们抹去了血腥人祭的记忆，让子孙后代不必活在羞辱中。周公的 这些宽容而伟大的事迹，被他自己掩埋五百年，又终被孔子再次破译。 这或许才是他衷心服膺周公的根本原因。<br />
孔子甚至常常梦到周公，而周公本以为武王解梦著称。只有到临 终前，孔子才感慨很难梦到周公了 ：<br />
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。（《论语o述而》）<br />
在传统的历史叙事框架中，孔子梦周公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让人 理解，甚至有些人还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虚假，但将其放在真实的商 周之际的历史背景中就好理解了 ：越是接近商文化的残酷真相，孔子 就越是对周公有真正的理解和感激。换句话说，从民族间的征服与杀 戮走向和解与融合，孔子是受益者，也是这段隐秘史的破译者。他有 太多想说又不能明说的，只能在梦中倾诉。<br />
附录：孔子晚年编辑“六经”<br />
孔子晚年最重大的工作，是编辑儒家经典“六经”。<br />
这是按照周公精神对历史文献进行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整理。 “六经”成书后，从上古到孔子时代的历史叙事的权威版本就此诞生， 也标志着周公开创新华夏、埋葬旧华夏的工作得以正式完成。而孔子 则以此向周公致敬，并参与、发展了周公的事业。<br />
本书目的之一是再现夏商周更迭的历史，所以使用了 “六经”中 的很多史料素材，但也对有些史料进行了辨析，指出其不可靠或刻意 作伪之处。<br />
“六经”具体是指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仪礼》《乐经》《易经》《春秋》。 其中，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易经》包含大量商周易代时期的史料。在“六 经”成书之前，社会上传抄流行的主要是单篇文章，真伪混杂，质量 良莠不齐。为此，孔子选择了最可信且符合周公精神的汇编成书，而 不符合这两点的篇章就逐渐失传了。<br />
《诗经》记载了周族从姜嫄、后稷以来的多篇史诗，包括周族早 期历史、文王确立翦商大计、武王的灭商战争、周公平定三监叛乱以 及对商文化的改造等，属于经过周公修订的官方正式版本。<br />
孔子继承周公事业的用心，则主要表现在他对《尚书》的编辑 和选裁上。<br />
书是文献之意，《尚书》就是古代的文献。按时间顺序，《尚书》 分为《虞书》（尧舜禹时期）、《夏书》、《商书》和《周书》。在收入“六 经”之前，《尚书》中各篇都是单行本，基本规律是越古老的越不可信， 内容大都是西周及之后的人按照周公重写上古历史的精神，虚构了尧 舜禹和夏商时期的很多帝王故事和讲话稿，基本是周公式的道德说教， 不具备史料价值。当然，也会有个别真正的商代文献，比如盘庚迁都 的讲话稿，内容上和周公精神抵触不大，或者已经被周公授意删削过， 所以保留了下来。总之，这些真真假假的篇章被孔子分别收入了《尚书》 的《虞书》《夏书》和《商书》部分。<br />
而《周书》部分，则多数是周朝的官方文献，作伪的成分较少， 而且肯定符合周公精神，所以在整部《尚书》里，商末周初这部分占 的比重最大。<br />
以上是孔子认为符合周公精神、被收入《尚书》的文稿。此外， 在西周朝，还有人写了一些关于商周之际的历史篇章，他们显然部分 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，但并不完全遵循周公精神，所以和周公版文献 很不一样。比如，有些文稿记载，灭商之前的武王生活在对商朝的恐 惧之中，经常夜不成寐，需要周公的宽慰，但里面记载的周公的长篇 大论有明显的虚构成分，因为兄弟二人的深夜谈话不可能被如实记录 下来。还有的文稿记载了武王灭商后曾大量屠杀商人俘虏进行献祭, 但关于人祭过程的描写不仅完全符合殷墟甲骨卜辞的记录，而且比卜 辞更细致，这显然也不符合周公精神。<br />
这些稍有违背周公精神的历史篇章，并没有被孔子收录进《尚 书》，但经过孔门的汇集、抄写和校勘，也形成了一个汇编本，被命 名为《逸周书》，意思是“未能收入《尚书o周书》的文献”。开始的 时候，《逸周书》可能只保存在孔门内部，只有少数弟子说得清这部 离经叛道的书的来历。而到了战国之后，真正的商代历史已经被彻底 遗忘，以“六经”为代表的周公版历史成了唯一的存在，所以《逸周 书》虽然没有失传，但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里，处境一直比较尴尬， 不太受学者重视。只有到现代考古学诞生和商代遗址发掘后，人们这 才发现，它的有些内容居然很符合商文化的本来面貌。<br />
至于《易经》，孔子虽然很精准地选择了文王而非春秋时流行的 其他版本（如本书所述，文王的《易经》隐含的商末往事很多，周公 的《象辞》其实是对文王原意的掩盖和曲解），但却继续奉行周公的 原则，在给弟子讲授《易经》时，尽量避开商末的真实历史，重点从 《易经》文本引申出宇宙秩序和社会伦理。这些讲授被他的学生整理 成《文言》《系辞》《说卦》《序卦》等篇章，与周公《象传》合编在 一起，被称为《易传》（对《易经》的解释）。8文王的《易经》和之 后的《易传》,则被后人合称为《周易》。因此，要还原文王时代的历史， 必须研究文王《易经》本身，而非《易传》，这样才能避免周公和孔 子刻意制造的误导。<br />
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，周王室早已丧失权威，诸侯列国并不真 正关心所谓文化建设或王朝合法性问题，编辑“六经”可以说完全是 孔子个人的追求，但此举确实继承了周公的事业，实现了周公的目的： 掩埋真正的商文化，用重构的道德历史建构华夏文明起源。<br />
周公在事实上扭转了历史进程，改变了人们的认知；孔子则把这 一切文本成果汇总起来，形成盖棺定论的“六经”经典，传递给后世: 华夏文明的源头就是如此，再无其他。<br />
当然，孔子编辑“六经”的作用不止于此，其中还保存了从西周 创立直到孔子时代的文化成果,这就是周人贵族社会的诗歌（《诗经》）、 礼俗（《仪礼》）和历史（《春秋》）。<br />
可以说，“六经”是截至孔子时代的符合周公精神的华夏世界社 会历史知识的总集，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基石，也是传统时代的人们了 解商周及更早时代的几乎唯一信息源。换句话说，“六经”决定了华 夏新文明独有的内核与特质，是华夏新文明的源代码。孔子时代尚还 保留着一些关于真实商文化的口传记忆，但到战国初年，伴随着各国 的变法运动，贵族社会逐渐瓦解，新的集权君主制和官僚制国家机器 建立了起来，而在这巨大的社会动荡和重组中，即便稍有文化的人也 都只能忙于适应大变革，无人会留心渺茫的上古历史传说。就这样， 有关商文化的残余记忆终于彻底失传。<br />
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，还曾先后出现道、墨、法、名、兵等学派， 但它们所拥有的古典知识根本无法和儒家相提并论，何况其对上古历 史的认识也只能来自儒家“六经”，因此，即使对儒家理论有所不满， 也无法脱离儒家知识走太远。<br />
概而言之，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，是神权退场，这让中国的 文化过于“早熟”；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，是贵族退场，这让中 国的政治过于“早熟”。而在其他诸人类文明中，神权和贵族政治的 退场，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所谓近现代时期。<br />
周公和孔子的努力维持了两三千年，直到考古学家的铲子挖出夏、<br />
商遗址，被“六经”等古文献掩盖和误读的历史真实，才得到重新诠 释与复原。<br />
我们被考古学改变的认知，不只是夏商。<br />
注释<br />
1 杜勇:《尚书o周初八诰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206页。另， 在《尚书o盘庚》中，盘庚的发言中也有“天命”，但陈梦家认为，“商人称‘帝 命’，无作天命者，天命乃周人之说法……此亦战国宋人之拟作”。参见陈梦 家《尚书通论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207页。本书认为，《盘庚》中的“天 命”可能有西周之后的改动，但该文主体仍是盘庚时代的作品。<br />
2 周公这方面的理论主张在《尚书o无逸》篇中体现较多。<br />
3 按后世孔孟儒家的学说，能够完成这种角色的王者，就是“圣人”。在周公 时代的文献中，“圣”字出现得还不多，在《尚书o多方》篇中，成王云“惟 圣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圣”，但其含义较模糊。<br />
4《礼记o表记》。这里区分了鬼和神，鬼指死者（先祖）的魂灵，神指上帝等 至高神或自然神。<br />
5 “象传”分大、小两种，解释卦辞的是“大象传”，解释爻辞的是“小象传”。此外， 还有一种解释卦辞的“彖传”很可能也是周公所作。<br />
6《左传o昭公二年》：（韩宣子访问鲁国）观书于大史氏，见《易象》与鲁《春 秋》，曰：“周礼尽在鲁矣！吾乃今知周公之德，与周之所以王也！”关于《易 传o象传》的作者,史书有不同说法,《史记》认为是孔子所作。参见李学勤《周 易经传溯源》，长春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46页。<br />
7 秦国占卜师卜徒父说:“其卦遇《蛊》，曰：‘千乘三去，三去之余，获其雄狐。' 乃大吉也！ ”这里引用的卦爻辞不属于文王《易经》。参见《左传僖公十五年》。<br />
8《史记o孔子世家》说，孔子晚年为《易经》撰写了很多种注解，所谓《十翼》 或《易传》。但司马迁这个说法有些问题，因为《十翼》并不都是孔子所写， 如《象传》和《彖传》可能是周公作品。其他篇章里常出现“子曰”，孔子 自己肯定不会这样写，它们应当是孔门弟子编写的。《周易》经传的详细知识， 可参考廖明春《周易经传十五讲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2年。<br />
这本书的内容，也许会让人觉得有些陌生，甚至不适。不过，从 “学术史”的角度来说，它也有很多年的酝酿过程，以及幸运的环境。<br />
对历史有些了解的人，大都知道商朝存在人祭行为，但关于人祭 的消亡，用心探究过的人还不多，可能大都默认它伴随着历史的“进 化”历程而自然淡出了吧。这方面我有点幸运，能接触到一些较前沿 的专业知识：我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文科实验班，当时和历史系的 两位同学交流得比较多，一位是和我同级的韩魏兄，一位是高一级的 林鹄兄，他们都是先秦史方向，后来拿的也是考古学的学位。韩巍的 硕士论文是关于西周初年殷商遗民的丧葬习俗的，里面提到当时的殷 商遗民还保留着“腰坑殉狗”及殉人的传统，跟同时的周人墓葬截然 不同。那时我常听韩巍聊起这些，所以就有了一些这样的认知：商文 化与周文化很不一样。由此推论下来，商人的人祭习俗，也应当是在 周朝的大环境里被禁绝的。林鹄兄的硕士论文则是关于周人的族姓观 念的，他认为，商人等东方族群本来没有族姓，周人灭商之后才赋予 了他们族姓，这个观点我也用到了本书中。所以，本书的很多缘起可 以追溯到本世纪初。<br />
后来，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，我本想进入上古史领域， 不过最终毕业论文的题目选的却是中古史，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南北战 争，因此告别了上古史若干年。到2012年夏，毕业论文已经完成， 又想起了昔日关注的上古史的很多问题。有一次，和研究生同窗、对 摄影和影视造诣较深的曲直兄聊天时，又说起了商代人祭，他便推荐 我去看梅尔o吉布森的《启示》（2006）, 一部关于阿兹特克文明的人 祭题材的电影。我看了之后的感觉是，和商朝的考古有许多呼应之处， 而且电影还提供了直观的视听效果，让我似乎看到了商纣王、周文王 时代那些活生生的画面。这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很重要，它让殷墟人 祭坑中的累累枯骨再次复活起来，所以我那时便准备动手写一篇文章， 这便是后来的《周灭商与华夏新生》。<br />
很巧的是，当时林鹄兄和我住得很近，他那时已拿到芝加哥大学 的人类学博士学位（西方的考古学属于人类学），正在清华大学历史 系做博士后。所以，那个夏天我们又能常在一起聊了。有一次，我们 一起骑车去韩巍在蔚秀园的家，在颐和园路上又聊起了商周变迁，惊 奇地发现我们居然想到一起了，都猜测周公在废除人祭的历史转折上 有关键作用。当天，林鹄兄便把他的一篇与此相关的会议报告发给了 我，其中考古部分的内容被我用到了《周灭商与华夏新生》一文中。 这篇文章发在2012年的《读库》第5期。<br />
回想起来，我能进入这个领域，受惠于韩巍和林鹄之处颇多。<br />
博士毕业后，我到新疆大学工作，其间几度想把《周灭商与华夏 新生》一文写成专书，因为我想写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书，展 现中国历史这条巨流之河如何从远古汇聚、奔涌而下，而用新石器到 商周之变做开篇最合适——从头写下来，也免去了每次交代历史背景 的麻烦。我曾写过孔子,写过刘寄奴刘裕，也都算是这个系列中的部分。<br />
按我最初的计划，写上古，就不能再局限于商周之际，要从新石 器开始，把中国早期文明产生的全过程，以及人祭宗教的来龙去脉都 写出来。这意味着考古学的内容会占一大半，难度很大，毕竟进入一 个新领域需要时间成本，像王国维、郭沫若、陈梦家等先贤“触类旁通” 的学科拓荒时代早已过去，现代学术的数量积累已经很大，学者的研 究方向也都变得深而窄，学术生涯大都只能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生发、 拓展，进而成为特定领域的“专家”。换句话说，到中晚年又另起炉灶、 做大跨度跳跃的可能性，已经很低了。我曾几度尝试，只感到无暇亦 无力再进入新石器与夏商的考古世界。不过，当时也形成了少量文字 积累，如本书中关于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一章。<br />
到2019年春，韩巍赠了我一系列多年收集的考古报告与上古文 献。而在这年，我对《周易》也有了新的发现，原来其中有大量的周 文王个人经历的记录，于是便再度萌生了书写上古史的念头。2020 年疫情初起时，我辞去教职，获得了自由时间，先在安阳、洛阳小住 过一段时间，看过殷墟和二里头遗址后，搬进了成都郊外的一处租住 房屋，再次进入了新石器和上古世界。<br />
我喜欢一个人在地广人稀的地方游历，让自己融入未曾见识的风 光之中。在进入成堆的考古报告之前，我也曾想象，那会是一趟去往 原始时代的新奇旅行，但未曾料到，探究人祭之源会如此令人压抑。 我搞过战争史，史书中固然充满战争、死亡，但文字过滤掉了感性直 观的认知，很难让人产生“代人感”。而面对惨死尸骨的照片，尝试 还原人祭杀戮现场，进入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心理世界，我常感到无力 承受。<br />
这是一场无法解脱的恐怖之旅，犹如独自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。<br />
那时也经常问自己，用一辈子里这么长一段时间，搞这种阴沉苦 闷的工作，值得吗？无奈中也安慰自己：写史写到这种状态，怕也是 一种难得的经历……<br />
仅凭千载之后的残骨照片、发掘线图和文字描述，做一点设身处<br />
地的想象，就已经如此不堪重负，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又会如何？<br />
所以，最后统稿时，我拿掉了基本成形的关于新石器时代的部分, 只用了一章做简短介绍，不然，全书会更漫长和压抑，我可能无法坚 持到最后。<br />
如果是讨论上古时代的人的衣食住行，比如住的房子、使用的器 物、种植的庄稼，会觉得他们和我们现代人差别不大；但如果是探究 人祭问题，我总觉得无法理解他们，看得越多，就越是感觉陌生。因此， 关于人祭宗教的起源，以及早商时期人祭规模突然增加的根源，本书 尝试做出的解释注定是粗疏而平庸的，这种宗教的信奉者如果有机会 发言，应该能提供更高明的说法。<br />
进入人祭的领域后，我最关注的，其实是哪些古人群没有人祭遗 存，或者比较少。我宁愿相信陶寺和二里头古国的人祭都不太多，也 认为商朝中期还曾发生过一场反人祭的上层宗教改革。证据也许还不 算多，但总应该有那么一点东西，让人维持哪怕微茫的希望。<br />
我曾长期有一个困惑，那就是孔子对商周之变是否知情。之前十 余年里，我写过两个版本的孔子传记，都曾重点讨论孔子编辑的“六 经”及其反映的上古社会，但彼时尚未找到关于人祭记忆的证据，总 有难以言表的遗憾。而这次，经过对《周易》的解读，我逐渐推测到， 孔子晚年应当是接触到了商周之际的部分历史真相，儒家“六经”也 和后世惯常的认知很不一样。这是我之前很难想象的历史维度。<br />
本书利用了较多考古学领域的发掘成果，应当对考古人的工作致 谢。除了本书正文中引用的报告和著作，不能不提及考古学大家严文 明先生：他不仅对新石器时代的人祭有深入且独到的观察，如邯郸涧 沟遗址的头盖骨剥皮现象、新沂花厅遗址的族群征服与人殉等，而且 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论述尤为深刻一一从“大两河”（长江和黄河两大 流域）文化互动的过程来观察中国早期文明的萌生。这要比文明起源 的“中原中心论”或“多元论”更为深入。本书虽然未收录新石器时 代部分，但关于夏朝一二里头稻作为主的讨论，也有受严文明先生启 发之处。稻作农业在华北新石器晚期的作用，及其与中国早期文明的 关系，可能会是一个越来越显著的学术问题。<br />
本书的写作过程难免压抑，但回首再看的话，通过大量考古发掘 报告，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历程做一次鸟瞰式的巡览，也是颇为难 得的经历。如果说有什么宏观的感受，那就是：我觉得中国文明的重 要特点是体量太大，这是黄河、长江流域及周边的宜农地理环境决定 的；但地理也决定了古中国比较封闭，和其他文明的交流不那么便捷， 缺少参照物，独自“摸黑走路”的过程有点漫长。换句话说，要想从 那个时代走出来，主要靠文明内部的自我调节的话，付出的代价会格 外大。<br />
在本书写作期间，应该感谢的师友还有很多。大学时代的旧交杜 波兄，在我移家成都后提供了很多帮助。昔日老杜入蜀为客，今日老 杜蓉城作主，皆令人感喟唏嘘。研究生时的同窗、陕西师范大学的牛 敬飞兄，为我查阅图书资料提供了诸多帮助。2020年初，我有缘探 访周原遗址，包括深锁在红砖院墙中的“文王大宅”基址，彼时就投 宿在牛敬飞兄家中。带我观摩周原遗址的，还有陕师大的王向辉兄。 春寒雨雪时节，在牛兄书房纵论商周旧事，切磋上古学问，是写作期 间一掬难得的开心，也让我想起钱钱锤书先生的一句话：“大抵学问 是荒江野老屋中，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。”<br />
还有很多曾经帮助我的师友，这里无法一一列举，他们对我最大 的支持，其实是心理上的，让我意识到除了祭祀坑里的尸骨，这世界 上还有别的东西。<br />
也许，人不应当凝视深渊；虽然深渊就在那里。<br />
始于一页，抵达世界<br /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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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带有界碑性质——作者攀爬到了该研究领域的顶端，还将是同类研究和写作绕 不过去的作品。同时，它还设立了一个出发点：凡对古典中国思想、信仰、伦理、 心态、风俗，以及军事、政治、制度、规则有兴趣的研究者或普通读者，可以先从 这本书开始你的探索。该部作品还是过往几十年社会承平和财富积累的结晶，让我 们再次进入幽暗的历史通道前，一窥我们这群人何以如此，何以至今。它将予我们 鼓励，认识自己，直面未来。<br />
——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<br />
一部好的历史著作，不仅要数学家的逻辑，还要文学家的想象。由此观之，李硕的 《翦商》，宏大处堂堂正正，细微处绵绵实实：详述了人祭现象在早期华夏文明的 出现和消失，以及为什么“武王克商〃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权更替,.更是华夏文 明形成史上的里程碑式的革命。因此，我愿意以"商周变革"来归纳李硕的洞见： 对于华夏文明而言,这场变革比两千年后的唐宋变革的意义更深、更远！<br />
--杨斌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，西泠印社社员<br />
国之大事，在祀1与戎。作者以流畅的文字和专业的视野，从人祭开始，讲述了商朝 的祭祀与战争为何有如此紧密的联系，以及殷周之变是如何发生的。<br />
——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<br />
王国维之后，商周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；而李硕则把这一重要 性，形象生动地描画了出来。